草原风暴——游牧与定居的大戏

P161—162草原维吾尔族
n 对于在大致固定的土地上从事农耕的人而言，草原上的事情有时候听起来难以置信。例如，天山南路本为雅利安人生活之地，然而几乎一夜之间，居民变成了突厥人。农耕民族被其他民族征服并不罕见，但征服者和被征服者的阶层并不相同。即便被征服了，也只是少数的征服者凌驾于多数被征服者之上，农耕民族的百姓依然生活在原本的土地上，人口彻底轮换不可能发生。然而，这种在农耕地区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在草原上却可能发生。
n 9世纪时，唐朝北方草原上的突厥系维吾尔族正为可汗之位的争夺陷于严重内乱，同时又恰逢天灾不断，显现出气数将尽的态势。安禄山叛乱之后，大唐帝国也元气大伤，乃至吐蕃(西藏)人得以入侵都城长安。为击退吐蕃，唐向回纥求援，报酬为对掠夺的默认和提供大量家畜、绢等物资。也许，这次事件令回纥走向了堕落:由于可以分配的物资过多，导致抢夺成风，内乱频发。唐代宗广德二年(764)，曾经功勋卓著的重臣仆固怀恩叛变，引吐蕃军队进攻长安，唐朝借助回纥的军力平叛，并赠送绢10万匹作为报酬。这些绢不是用于自己穿用，而是用于转手卖给西方赚取利润。如此有利可图，围绕其所有权发生争夺也就不足为怪了。
P162“族帐离散”的维吾尔族
当内乱愈演愈烈时，打倒反对派就需要借助外部力量。发生于唐开成四年(839)的内乱，发展到了吉尔吉斯族10万铁骑介入、维吾尔族百姓流离四散的程度。据史料记载，这一年草原突降大雪，羊和马匹大量死亡，加之疫病流行，维吾尔族所有人都乱了分寸，面对吉尔吉斯族的大军，有“族帐离散”之势。这是说的“帐”，指的是维吾尔族住的帐篷。危难关头遭遇迎头一击，百姓四散奔逃，其惨状可想而知。其中一支投靠了先前交厚的唐朝，另一支占据河西(黄河以西，即甘肃)，还有一支继续向西进入天山。
P163吐鲁番盆地
n 维吾尔族首领(可汗)天帐又称“牙帐”。中军之阵由于使用象牙做旗杆，因而又称“牙城”。所谓“牙帐”可能是从“牙城”转用而来的，又或者，天帐的支柱果真是用象牙制成的也说不定。9世纪时的牙帐，据说位于如今蒙古国首都鸟兰巴托以西约400千米的鄂尔浑河上游河畔处。从那里向西而行，越过阿尔泰山，就进入了现在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东北。唐朝时，那里设有北庭都护府，逃亡的维吾尔族人从那里南下进入了吐鲁番盆地。曾经那里是高昌国的势力范围，唐朝衰退后，吐蕃势力则乘虚而入。
n 被唐太宗灭掉的高昌国是汉族鞠氏建立的王朝。虽然居民中汉族人为数亦不少，但多数还是“胡人”。高昌遗迹至今仍存，其中看不到汉族文化的痕迹，反而能看到中亚的色彩。安禄山叛乱使得唐朝已无暇顾及该地区，因而吐蕃得以进入。但吐蕃的统治仅停留在表面上，我们在高昌遗迹(哈拉和卓)中，几乎找不到藏文化的踪迹。占据社会文化生活主流的是雅利安系“胡人”，遗迹中的文化氛围是他们营造出来的。
n “胡人”是汉语对异族的统称。居住于吐鲁番盆地、天山南路及昆仑山北部绿洲中的所谓“胡人”，究竟是何人种?
P164破译吐火罗语
n 这一地区曾有以斜体婆罗米字母撰写的文献出土，并已得到破译，其语言被命名为“吐火罗语”。既然已经破译，也就是说学者已经了解这门语言的结构。他们也发现了一个不可思议的事实，那就是该地区的古代居民为雅利安人。一般认为那一带的古代居民应该是伊朗人，但吐火罗语的语言特性否定了这一点。
n 雅利安人的语言属于印欧语系，印欧语系分成K类语言和S类语言两大类。K类语言包括希腊语、拉丁语、日耳曼语等语言;S类语言包括印度语和伊朗等语言。
n 发掘于天山南路并得到解读的“吐火罗语”因为借用创制于印度西北部的婆罗米字母，因而人们理所当然地以为该语言属于S类语言，但实情并非如此。吐火罗语很明显是一种 K类语言。
P164--165天山南路的“胡人”
n 从语言上判断，天山南路的“胡人”很可能比印度人和伊朗人更“西方”，更接近欧洲人。提到西方，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发动的远征曾在雅克萨提斯河北岸被斯基泰人阻挡。斯基泰人讲东伊朗语，属于S类语言使用者。天山南路的胡人似乎并不是翻越帕米尔高原进入的，也许西北一望无际的大草原才是他们从西方来到此地的路径。至少，从科学的角度来说，不得不承认相对于翻越帕米尔高原而言，他们来自草原的可能性更大。
n 综上所述，汉唐等大帝国时代，或是诸如鞠氏的汉族小王朝和吐蕃人统治下的天山南路的胡人应当是欧洲人种。统治阶层始终在社会表层上来去匆匆;然而9世纪时，维吾尔族人则如同雪崩一般大举进入，从此再也没有离去。
P165--166民族的完全更替
n 突厥系维吾尔族大举到来，将天山南路的雅利安系胡人一扫而尽。当然，实际上不能说得如此绝对，但现在外来人取代了主要居民的地位。与欧洲语言接近的吐火罗语虽然是天山南路通用的语言，却不得不将其地位让于突厥系维吾尔语。雅利安系胡人并没有全体撤出天山南路，但是肯定有不少人难以接受维吾尔族的统治而离开了天山南路地区。因此，雅利安人在本地居民中的比例下降了，留下的人为了生活便利，最后也不得不抛弃吐火罗语而改说维吾尔语，此时可以说已经发生了“民族的完全更替”。有道是“太初有语言”，语言换了，就意味着原来的民族已经不存在了。这种事情是超乎农耕民族想象的。
P166--167草原之路
n 草原同时也是道路，这与沙漠是道路是一个道理，因而都要寻找最短距离快速前行。站在据传是亚历山大烧毁的伊朗波斯波利斯遗迹之上，我突然解开了如何他的远征速度如此之快的疑惑。其实谜底很简单:他是在沙漠上找近路行军，除了快速前进以外无事可想，无事可做。远征军也好，商队也好，在沙漠中都为了尽快赶到下一个绿洲而心无旁致地拼命向前行进，速度快也就理所应当了。
n 绿洲星星点点分布于沙漠之中，绿洲上的百姓主要以农耕为业，如果绿洲是丝绸之路的歇脚地，也会进行一些商业活动。草原上的百姓则以游牧为生。身为游牧民族的维吾尔族遭到吉尔吉斯族的侵略而进入了天山南路，“消灭”了胡人，自己成了主人，同时也意味着他们从草原民族转化为了绿洲民族。
n 玄奘前往印度时曾取道天山南路，但那是在伊吾(哈密)遇到了高昌国的使节，被强邀至吐鲁番盆地的结果。他原计划是走天山之北的草原路线。玄奘从龟兹(库车)翻越天山，最后其实也体验了中亚的草原之旅。
n 同样都是赶路，在沙漠中沿着绿洲行走，对于大型团体来说则十分不便。19世纪末，左宗棠率清军自甘肃省兰州出发前往新疆平叛。据说先头部队到达乌鲁木齐时，部队的末尾还没离开兰州。绿洲中一旦屯驻大军，就会将水全部用尽，不得不再等待一段时间以便蓄水能够恢复。由于要以绿洲蓄水量恢复的时间为准来制定行军计划，所以行军注定只能断断续续。
P167—168沙漠之路
n 西汉李广利曾二度远征大宛(费尔干纳)。当时他是在敦煌集结军队出征的，状况可能与2000年后的左宗棠行军类似。东汉班超前往楼兰时也只带了36名手下。总司令窦固提出增派人马，班超以碍事为由拒绝了。所谓碍事，指的应该就是会给水和食物的供给增加负担。
n 383年，前秦吕光从长安出发远征西域，鄯善王与车师前部王为其向导。他得到绿洲国家的协助，征服了更西的绿洲国家龟兹。其兵力是现场征调的，从长安出发时人数应该并不多。
n 640年，唐朝攻陷高昌国时也曾借兵于焉耆国。彼时，高昌国王鞠文泰还不相信唐朝真的会发动远征。史书载，当时他安慰臣民:“(唐)今来伐我，发兵多则粮运不给;三万以下吾力能制之。”此话应该是符合常识的。然而，高昌国终因唐太宗超乎常识的决策，以及被自己抢走三个绿洲的焉耆国出于报复和收复失地的目的协助唐军等原因而灭亡了。
P168--169马背上民族的移动
n 历史上，在这条道路上自西向东的远征十分少见，大抵都是自东向西的远征，上文提到的李广利、班超、唐军等均为其例。不过，其中最大规模的当属维吾尔族的进入。当然，维吾尔族是因为逃亡而进入此地的，说是“远征军”可能有失准确。
n 与之相比，北方草原则大为不同，那里的人都是以大型集团为单位移动的。当发生战争时，草原游牧民族各部落全民皆兵。他们驱赶着大群家畜移动，也就相当于军粮自己会走路。此外，与沿着绿洲行进的沙漠之路不同，他们可以往任意方向转移。骑兵大军震撼着草原大地，他们可以自西向东、自东向西地自由驰骋。成吉思汗的大军也是刚从西向东发兵，又马上向西远征了。
n 虽然马背上的民族在草原上忽而向西，忽而向东，但其实他们的目的地应该是南方。在占领和统治之前，南方首先是他们掠夺的对象。掠夺是一次性的，而占领和统治则使他们可以以收税的形式反复进行掠夺。这一点，游牧民族似乎是从绿洲民族身上学来的。
P169元朝的色目人
n 成吉思汗的后人统治中国的时期，其政权(元朝)的经济大权由“色目人”把持着。所谓“色目人”原意是“各种各样的人”，他们既不是蒙古族人也不是汉族人，而是居住在中亚绿洲地区的伊朗人和突厥人。绿洲是丝绸之路上的枢纽，居住在那里的人，自然而然地就具有发达的商业头脑，而游牧民族蒙古政权则利用了绿洲民族的商业才能。忽必烈时代，从意大利威尼斯不远万里来到东方的马可·波罗，可能也以经济官员的身份受到重用的，在元朝看来他也属于色目人。绿洲民族世代经营丝绸贸易，贸易中介的工作对于他们来说可谓得心应手。
n 游牧民的生活很艰苦。一直以来，游牧就是他们唯一所知的生活方式，一旦得知还有别的更轻松的生活方式，他们自然会趋之若鹜。由此，草原的百姓变成了绿洲的百姓，进而又成为大帝国的百姓。
P170莫卧儿帝国
n 对于草原民族而言，南下是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环境，而在印度建立的莫卧儿帝国，则有在这方面最惊人的尝试。“莫卧儿”正是蒙古的意思。他们自称成吉思汗的后裔，但一般认为他们其实是来自中亚草原的突厥民族。
n 这些人取得的成就令人瞩目，但在他们之前，生活在草原和绿洲之中的民族，也不断地从阿富汗南下翻越开伯尔山口进入印度。莫卧儿帝国是继这几道漫过开伯尔山口的浪花之后的一股巨浪。帝国建立者巴布尔的父系和母系血统分别可上溯至帖木儿和成吉思汗。不管在哪里，人们都喜欢把如雷贯耳的历史大人物当作自己的祖先，撒马尔罕的帖木儿也自称是成吉思汗之后。
P170--171撒马尔罕之盛衰
n “神创造的世界中的最美国度”--10世纪阿拉伯地理学家马卡达西如是形容撒马尔罕。
n 撒马尔罕可以说同时位于西方文明中心和东方文明中心向对方伸展的最远端。来自西方的亚历山大远征最后就止于这一带;汉武帝的用兵范围越过帕米尔和天山交界处，直至费尔干纳，但对于撒马尔罕却是鞭长莫及。当时控制撒马尔罕地区的，是遭到匈奴追杀从敦煌西迁的大月氏。
n 亚历山大的强大势力退却后，该地区独立为巴克特里亚的一部分，然而依然鲜明地残留着希腊文化的影响。取而代之的是斯基泰系的大夏，后来被来自东方的大月氏征服。本地势力被败逃而来的势力压制，这与千年之后天山南路的情形颇为相似。大月氏之后，此地成为贵霜的版图，再其后又并入伊朗萨珊王朝的势力范围。
n 中国史书中的“粟戈”“粟特”等名称是索格狄亚那(Sogdiana)的音译，而唐朝文献中的“康国”则采用了与撒马尔罕的“罕”发音相近的汉字。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用“窣利”二字来音译广义上的索格狄亚那地区，而撒马尔罕则音译作“飒秣建国”。
P171--172索格狄亚那与粟特语
n 关于索格狄亚那地区，玄奘的记述是:“形容伟大，志性框怯。风俗浇讹，多行诡诈。大抵贪求，父子计利，财多谓贵。”看来他对此地人无甚好感。《唐会要》中也提到该地区有这样的风俗，就是孩子出生后，要以蜜塞其口，以胶涂其手，象征长大后能说话赛过蜂蜜甜，拿到钱就不放手。《大唐西域记》中关于撒马尔罕有“凡诸胡国，此为其中”的说法，意思是说所有的胡人国家都以此地为中心。由此可见，撒马尔罕可谓绿洲中的绿洲。
n 以上两部文献关于索格狄亚那人的叙述，想必多少反映了绿洲民族的共性。绿洲是沙漠中的枢纽，既不是大型生产区，也不是大型消费区，百姓的谋生手段是仰仗枢纽的优势开展贸易，他们自然对物资流通与行情变化十分敏感。玄奘通过此地时，索格狄亚那似乎正处于突厥控制的势力范围内。一个世纪后，伊斯兰帝国统治了此地。
n 掀起草原风暴的成吉思汗，将撒马尔罕这个典型的绿洲城市彻底摧毁了，绝大多数索格狄亚那人惨遭屠杀。他们的语言粟特语总体上也趋于灭绝，但少数有幸逃生的人将其完整地保存了下来。NHK电视台“丝绸之路采访团”找到了还会说粟特语的老人，几乎可以说是独家新闻。商业民族的语言粟特语曾经是中亚各民族共通语，后来则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之中，现在重新找到说粟特语的人，不啻为一次考古发现。
n 亚历山大、突厥、伊斯兰、成吉思汗--一场场风暴席卷草原，摧毁了绿洲。绿洲中的绿洲撒马尔罕，堪称是绿洲受难者的代表。
n 直到帖木儿出现为止，绿洲民族都是彻底的商业民族，没有在草原上掀起风暴的军事力量。帖木儿可以说是绿洲民族的突然变异。如果西方也能生产丝绸，如果东西贸易改为以海路为主，那么丝绸之路走向衰落便可想而知，这可能是帖木儿时代的背景。
n 虽然帖木儿在历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但世界史并不以此地为主舞台。该地区是在帝国主义时代，以英俄角逐之地再次令世界瞩目的。
n 另外，从上文提到的《唐会要》中可以看出，有很多商业民族粟特人来到了中国。他们在中国，多用“康”或“安”为姓氏，“安”据说来自“安息国”。将唐朝江山搅得大乱的安禄山也是胡人，《新唐书·安禄山传》称其本姓“康”。通六门语言、从互市郎(交易官)发迹的安禄山，让人觉得好像是粟特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