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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章也论证了政治经济学可以从公共选择理论的发展中获益。公共选择理论的政治右翼倾向于把分析重点放在国家上，而经济上则是旨在在政治、社会、文化生活中推行所谓的新古典主义（ Buchanan，1999； Posner， 1992； Stigler， 2003）
    政治经济学趋向于把政府看成过度依赖于、决定于特定时期占支配地位的资本的配置，因此它将从严肃对待政府的积极角色的方法中获益。另外，政治经济学与公共选择理论都对分析社会整体感兴趣，密切注意社会改革。然而，政治经济学从根本上与公共选择理论的多元政治分析趋向划清了界限，公共选择理论把国家视作广泛的社会力量的独立
仲裁者，除此之外没有任何组织有足够的力量可以支配社会。与此相左，政治经济学则坚持认为，企业和商品化是社会分析的起点。更进步说，政治经济学拒绝公共选择理论把社会整体分析与导社会改革的价值观的分析建立在个人主义和市场理性之上的趋向。相对于这一点，政治经济学坚持伊始于社会阶级和劳动的社会过程，也坚持把社区和公共生活与市场和合理化相对，从一种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出发，市场化和理性化实际上复制了阶级权力（ Lewis and Miller，2003）。当我们清楚地认识到这些研究方法的区别时，为它们牵线搭桥才可能是真正富有成效的。
    本书的结尾将会展望另外的两种牵线搭桥过程。一个是聚焦于科技研究的发展，另一个则是将以政治经济学、文化研究和公共选择理论为其一部分的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更为宽泛的研究和包括在当今社会占有几乎全部权威地位的包含物理、化学、生物的科学项目结合起来。早在五十年前，作者斯诺（C.P.Snow）“两种文化”的言论已把上述种种研究的分歧变得越来越富于争论性。解决这些分歧是一个巨大面又重要的挑战，所以本书将会提供一些有关怎样处理这些分歧的见解与想法来结束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