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人的决策及经历，远比诗词更值得研究

诗人是否都是性情中人？真实状况我们总是无从知晓，不过在文学作品及人物传记、或是古人自己的作品中，获取的有关时代背景及同一个人物的信息越多，我们就越是会对人物的了解逐渐加深。
陶渊明自20岁开始便多次为谋生而一脚踏入仕途，但期间却又因自己的国家动荡、官员贪腐而多次“请”辞，说请还是显得太客气了，因为光凭他不愿为五斗米折腰就从县衙拂袖而去的状况看来，他的辞职都是纠结一番后再某个契机下瞬间做出的决定。
其实通过陶渊明的经历，我们可以看出他的前半生都是在焦虑、痛苦中寻找自我，才会反反复复地在为官和辞职中跳进跳出，先后历任于王凝之、桓玄、刘敬宣等人麾下，但都因不愿做违心的事而不断地选择逃离。
而最后一段任职经历便是为期80多天的彭泽县令，义熙元年（公元405年）8月上任，11月便辞官隐居，自此，陶渊明也有了明确的判断、立场及想要坚持的原则，在是否继续为官这件事上也不再摇摆不定。
也正是这时创作出了《归园田居》，换言之，他的后半生却彻底找到了令自己愉悦之余、也令旁人称羡的那个自我。这一点在心理学上来看，也是非常难得治愈成果，即不必再做不符合自己核心价值观的事情。
陶渊明的可爱之处，也在于他的真性情，为什么这么说呢？原本依照他的祖父辈们在仕途及政治上的成就来看，持续走仕途这条路对他来说，并不难，而由于他8岁时父亲的离世，致使他从那时开始便跟随母亲寄居在外祖父家中，因此在他成长过程中，又不断接受了来自外祖父一家的影响，即淡泊名利、任性洒脱。
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态度在根植于他的内心深处，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他会三番五次地选择做官后又选择辞官，同时在《归去来兮辞》中，他也明确表达了自己的态度。
他上任彭泽县令一职的具体原因嘛，一为谋生计，二因离家近，三则是可以用公粮酿酒，正好满足了他饮酒的嗜好。（“彭泽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为酒”。——《归去来兮辞》）
因为陶渊明个性当中的任性洒脱、纠结、真实，我们才能看到他内心那种“既为官又心念故居田园生活”的真实写照。才有了对田园生活的无尽向往及歌颂的诗句。
读过诗人们的经历和真实感受后，我们才有了了解他们的可能。
这本书中向我们展示了21位古代文人在为官的过程中遭遇的种种苦难及不公。
比如，唐代诗人杜甫，7岁便开始作诗，出身、家境都没得说，然而736年杜甫在洛阳参加进士考试，落选。747年参加应唐玄宗的诏去长安参加考试，又因主考官在皇帝面前耍了一场“野无遗贤的”的小聪明，导致所有考生全部落榜，而杜甫正是其中之一。
直到755年，才得到一个看管兵器的曹参军一职，此时，他已独自在长安待了8年之久，当他兴致冲冲地想要回家告诉妻子自己终于求得一官半职的时候，竟发现自己年幼的儿子已被饿死。
杜甫和妻子杨氏成婚十余年（741年两人成婚），一直是妻子自己在照顾着全家，困在长安多年的杜甫回到家中看到眼前这一切，心中有种说不出的内疚。
随后又因安史之乱携妻子一同搬去鄜州避难，接着又独自一人去投奔肃宗，不料却又因为他的仗义执言而得罪了肃宗，于是又被赶出朝廷，于是他又“获得”了与妻子杨氏重逢的机会。
清瘦的妻子穿着一身打满补丁的衣服，而杜甫也已满头白发。我们都知道杜甫在外漂泊的这些年，从不避讳对妻子的思念，因此这一次，杜甫下定决心再也不和妻子分开了，于是他便带着妻儿避难入川，这一待就是十
只是未能为官，也没能担起养家糊口的责任，杨氏甚至要靠变卖金钗来换口粮，可想而知，杜甫心中自然内疚不已。就是这样一位不论自己身处何种困境，却依然忧国忧民的诗人、书法家，这一生经受着源源不断的坎坷。
不过古代文人也并非没有其他的选择，否则又怎么会有像贺知章、李泌、林逋等这般不乏智慧却又无需与人为敌的代表人物呢？
他们也都会面对两难的境地，但只要尊重自己内心的选择，就不会太糟糕。
看起来，不论生在哪个年代，人们都一样会为当下的环境、遭遇、经历所苦恼。正如本书封面上所写“他们的故事开篇：让我来拯救天下苍生；他们的故事结尾：不是我不行，是这个时代不行。”
自视过高、任性、酗酒等恶习，令一部分文人自认为自己只是生不逢时而已，但真相是他们的诗篇、经历都已暴露出他们的性格特征及心理状态，同时也被后人不断以各种各样的视角进行着剖析。
为官、入仕，不过就是求职及工作经历的一种，谁在工作中又不会遇到困难呢？现在看来，不过是他们自己的为人处世之道左右了他们的选择，并为此或多或少着付出了一些沉痛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