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曲

   “你知道吗？我是一个乡下的牵牛图仔，初出社会，去做解的时候，他们总是说，你要先学会交际应酬，有交际手腕，口オ好，你才会有生意。他们就带我去酒家喝呀喝的。我也不是憨慢的人，只是这样的生意场，我第一次碰到，连怎么点菜，怎么喝酒交际，怎么热场子说笑话，咱都是外行人。他们花我的钱，养自己的女人，包整个晚上，可是我不懂，只能憨憨听人家的。后来是阿月，她看我也是一个豪爽的男子汉，也看不惯他们吃定了我，就帮我打点，才不会继续当冤大头。她照顾我，帮我喝酒摆场面，替我招呼生意场的客户，总是慢慢就有了感情。”
    我默默听着父亲的外遇告白，心里总有一种矛盾的感觉。作为儿子，我无法同意，但今夜的酒后，作为“朋友”般在旁边聆听，我又似乎应该体谅。然而他只是用一种感伤的语调漫漫说着。
    “后来，你妈妈也跑路去了。我到处躲债，没有地方去，她让我先住在她家，帮我交际应酬，继续做生意，替我跟酒家签账。那些年，我们逗阵，唉！…”
    他的语调充满伤感，低沉而恍愡。
“唉！咱查埔人，最怕的不是逢场作戏，不是酒场欢喜逗阵，而是真正要跟着你，不顾性命，就是要来跟着你的女人。你怎么办呐？”    
他顿了一下说：“我是有家庭的人，自开始，我就讲清楚了。她都知道的，还是要跟着我，这样的情义，人要怎么报答？
然而，想象着那艰难的岁月中，妈妈去逃亡，他自己一个人也在外面落魄，该是如何地孤独？那女人，像尤里西斯流浪故事中的克莉佩索（ Calypso），她救起了海难中的尤里西斯，照顾了他，把他藏起来，养好他的伤痕，甚至和他生了孩子，可是他还是想归乡，回到一个男人的战场。当他可以再出航时，就永远地离开，回到他的绮色佳（ Ithaca），回到潘尼洛普和孩子的身边。他有他的家园和责任。
人生ー世，木一春。路，一直向前，不会回头。有情还情，有义还义，恩怨分明。可是人生中，还有这种，要跟你走一世人的感情，你无法报答啊！
“最后我当然回来照顾你妈妈，伊拼生拼死，真正跟了我一辈子。可是人生，总是有一些事，有一个人，是你饮酒之后想起来心肝会艰苦的人…”他斜斜靠着窗户，眼睛空茫地望着前方
他说：“如果你要干的是革命，所有现状，包括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社会现状都要打破，一切推翻重来。就像俄国革命、中国大陆的革命。但台湾能不能这样？台湾社会是否有这种革命条件？就需要想清楚。这需要社会分析，去做实际的调査看看有没有农民、工人要跟你干革命，不是说革命就革命的。但如果要改革，一切就得有耐心，从各方面加以改革。这是两条路。你有想清楚自己要走什么路吗？”
    这一席话，把我从乌托邦的梦想中唤醒，拉回现实。我于是决定重新凝视台湾社会的真实面貌，它的社会性质、社会发展阶段、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社会的阶级构成等，都要重新认识。我决定先把台湾社会弄清楚。
    但台湾之不同在于：欧洲以四百年完成的资本主义化进程，台湾从农业社会走入工业社会，仅仅用了四十余年。以十倍的速度向前冲，让所有社会基础来不及改造，所有人来不及反应，所有制度来不及建立的瞬间，就彻底瓦解，彻底崩溃，彻底转变成一个谁也不认识的社会。
欧洲的都市化花了几百年才完成包括卫生医疗、公共教育、交通建设、城市规划、行政管理、商品流通、食品安全、居住规范等等，那是一步步建设起来的。但我们却是急速发展，来不及配套，像倒豆子一般，啦啦全面来临了。但最难的不是经济，而是文化。
    经济生产、政治制度或可迅速转换，唯有文化，其内涵实是人的“思维方式（即 way of thinking）之总和”，要ー下子改变过来，根本不可能。唯有靠时间，让人的思维方法，随着社会变迁而逐步自我调整。因此，政治可以革命，只要推翻一个政权，建立一个新政权即可。古今多少朝代更，不都是如此？经济也可以革命，俄国命把所有制改变，社会基础更迭，即革了经济的命。但唯有文化，它是人的思维方法，它植根于古老的血脉、宗族、民俗、信仰、生活饮食、哲学思想等等之中，如何一夕转变？
这不是“迷信”与否的问题，而是个世界观的问题。要之，我们还能够继续身心合一且安顿地接受理性或是科学世界观（或杨渡所说的“ way of thinking”）的霸权吗？杨渡还是在一种诚实的困惑状态中，一方面曾经在他自己所亲身经历的病魔劫难中体会了一个道理：“或许规划命运的，不是理性自主的力量，而是某一种更高、更难测的偶然性力量”，但另一方面，他又似乎还是习惯性地以一种理性主义、启蒙主义的姿态对应世界，例如他对商场中人拜“武财神”的现象所提出的隐晦“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