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章 清代小说

 “孤愤”是蒲松龄的基本心态，也是《聊斋志异》的基本审美品格。在中国历史上，有许多文学作品是因“愤”而发的，但司马迁的“发愤”著述更多的是理性色彩，往往着重于社会历史的批判；韩愈的“不平则鸣”更多的是抒发政治情怀。而蒲松龄的“孤愤”既来自个人的际遇和个性，更来自时代的深处，即明中叶浪漫主义文艺思潮的潜在影响，所以，“孤愤”充满了个人的撕心裂肺的激情，是发自内心深处的对命运的倔强的反抗，是冲决藩篱的对理想生存状态的深情讴歌。“孤愤”是个人的，但正是因为它具有了强烈的个性色彩，才使《聊斋志异》具有了不的魅力，オ使它上升到了普遍的深度。从这个意义上讲，《聊斋志异》也创造了明中叶以后的又一种审美范式：在感伤的基调上烘托出“冲突的美和“深情的美”。
那种突破灵魂栅栏的诗性幻想，那是最为打动人心的地方，也是《聊斋志异》的恒久魅力所在。
突破灵魂栅栏的诗性幻想，首先表现在“智慧兼深情”上。所谓“智慧”，是指对一切灵魂栅栏的洞穿；所谓“深情”，是指情结花妖狐鬼，情结生死宇宙，以情为本体。
魏晋时期的“智慧”更多的是思辩，其“深情”也侧重于对生命的眷顾与流连；而《聊斋志异》的“智慧兼深情”则是接受了明代的汤显祖等人的情本体的思想影响，直接突破封建礼教及灵魂的栅栏，以传统的小说形式，展示出人的应然状态一一情是一种无需询问的永恒。是的，当我们怀疑《聊斋志异》中的某些篇章所展示出的情的可能性的时候，我们就已经落入了灵魂的栅栏。
正是因为有了道德宿命意识的存在，才从中超出了破除灵魂栅栏的诗性的幻想，这种诗性的幻想是对道德宿命意识一灵魂栅栏一一的突破，所以，它是诗性的，也是永恒的。如果说，道德宿命意识是历史向人的“积淀”而生成了现实的话，那么，诗性的幻想则是人向现实的“积淀”而生成了历史。也许这就是文学与美的内在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