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光＋民族准则＋富足起来

路易－拿破仑的真正悲剧在于，他不合时宜。在其他更简单的情形下，他可能（天晓得？）会被证明是欧洲最伟大的有益统治者之一。对自己和王朝地位不牢靠的恒常警告让他如芒在背。他知道，自己是通过保王党之间的特定分裂而掌权的，因此可能被看作簒夺者（事实上他就是）；而且他知道，是无聊——法国所有疾病中最致命的一种——和可怜的路易－菲利普国王的资产阶级迟钝特性替他路易－拿破仑扫清了道路，而这种反复无常的无聊会同样轻易地背叛他。因此出于所有这些缘故，需要分散法国的注意力，同他之前和之后的法国历任领袖一样，他不得不去追求同样反复无常的情妇：荣光。在国内，通过重建一个绚烂的巴黎，他的统治将留下壮丽而不可磨灭的印记。在国外，宏大的海外冒险将给世界留下印记，而且最后，如果其他所有都失败了，他会用声势浩大的世界博览会来让法国分心。不幸的是，由于他不稳定的性情，大部分计划都注定以危险的失败告终。他最喜欢的格言之一是“不要轻率行事”，然而事实上，他从来没有停止这样做。德·莫尼——他顾问中最弥足珍贵的一位——绝望地评论道：“最大的难处……是让他摆脱心中的困扰，给他坚定的意志。”乔治·桑（George Sand）将他视为“梦游者”，后来战胜了他的俾斯麦也赞同这种看法，认为他“真是个感情丰富的好人，甚至有些多愁善感；可他的才智和见识都不值一提……而且他生活在一个充满各种古怪点子的世界里”。然而，若不是遇上了加富尔（Cavour）和俾斯麦这两位19世纪最机敏、最危险的政治家，路易－拿破仑统治时期异常惨重的灾难或许还可以避免。
在路易－拿破仑看来，有必要通过实行独裁统治来维持1851年时夺得的权力，所以他开始致力于创造国内繁荣，靠这种手段转移法国人的注意力，让他们忽略必不可少的自由的丧失。在第二帝国初期（诚然，是在前任打下的基础上实现的），他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功，对大部分法国人来说，繁荣也变成了可以接受的替代品。就享乐至上的物质主义而言，路易－拿破仑的第二帝国和“你从来没这么好过”的20世纪50年代英格兰的共性可能不止一处，可是一大差异在于，第二帝国治下的经济扩张是真实的。在它不长的寿命里，工业生产翻了一番，短短10年间，外贸也翻了一番。黄金自加利福尼亚和南非的新矿山涌入。建立了像里昂信贷银行（Crédit Lyonnais）和土地信贷银行（Crédit Foncier）这样强有力的银行机构，后者是专门设计出来刺激新的巨大建设项目的。城市里兴起了博马尔谢（Bon Marché）和卢浮（Louvre）之类的大商店。铁路网自3685千米增加到17 924千米，因此一下子，里维埃拉（Riviera）——之前只有少数在戛纳（Cannes）的古怪英格兰人常去那里——就变成了受巴黎人欢迎的度假地。电报线辐射全国，造船业的扩展前所未有。基佐的劝诫“富足起来”对第二帝国的影响甚至更大。
大部分麻烦源自他对民族主权信条的盲目追寻；同许多他的理念——在理论上是高尚的——一样，这种“民族准则”远远超出了他的时代，更超出了他的权力范围。老谋深算的加富尔很快看准了这点，路易－拿破仑的这种理念再加上他对荣光的迫切追求，会让他成为意大利民族主义的绝佳拥护者，从而能够引诱——在卡斯蒂廖内极度诱人的容貌协助下——他帮助意大利实现自己的目的。意大利的乱局起初带给了法国荣光，然而代价高昂，1859年法军在马真塔和索尔费里诺（Solferino）取得胜利，对手是战斗力向来不算出色的奥地利人。当然，法国也失去了奥地利的友谊，而且由于他自皮埃蒙特（Piedmont）夺取了尼斯和萨伏依（这是他“酬劳”的一部分），路易－拿破仑大大伤害了意大利人的感情。后来，根据他的“民族准则”逻辑，路易－拿破仑发誓要保护教宗，甚至不惜在门塔纳（Mentana）屠杀深得民心的加里波第的部队，因此牺牲掉了他在意大利人当中辛辛苦苦积累的绝大部分良好声誉。与此同时，在“准则”指引下，他对波兰人的独立愿望表现出同情，这让他失去了强大的俄国的友谊，也对郁郁不乐的波兰人没什么好处。最危险的是，他在意大利统一过程中树立的榜样，在道德上迫使他不能去干预俾斯麦让普鲁士一统德意志各邦国的计划，这最终造成了他的垮台。
如果路易－拿破仑对“荣光”的追逐成功了，那么不管国内有多少反对力量，他的王朝在法国的寿命都可能会长得多，公社也或许永远不会出现。事情的结果是，它们不断脱离他的掌控，意识到这一点后，他不得不去寻求更加危险的流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