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唐气度

武帝虽然尊儒，但儒家拘泥迂阔的作风，与武帝好大喜功的性格，大相径庭；而他的一生行事，也莫不与儒家背道而驰。因此他对实际的重要政治任务，不要儒家来负担，而他所亲任的仍是任法言利的法家。
武帝的亲任法家，主要因为他要大有为于天下，对外要讨伐匈奴，对内要改革政治，非任用法家聚积金钱、镇压反动不可，而这类事又绝非思想复古、行动迂缓的儒家所能胜任。武帝时代的丞相，只是摆设，政治实权则多操于御史大夫及廷尉之手，而此类人选，多是法家。可以赵禹、张汤、杜周、桑弘羊等为代表，张、杜、桑皆曾为御史大夫，赵、张、杜皆曾为廷尉，而四人全是法家。他们类皆才力过人，办事凌厉无前。当时为了内安外攘，国力必须高度集中，他们便是这种政策的执行者。因此秦以后一度消沉的法家，于武帝时再度兴起。当时的儒家只能坐而论道，所论亦大都徒托空言，而实际的政务，则操持在法家手中。
汉代的山东、山西，又称关东、关西，乃是指华山和函谷关东西之地。山东主要包括今河北、河南、山东、山西、江苏、安徽，以及湖南、湖北诸省；山西主要包括陕西、甘肃、四川三省。这两个地区，从商周时期起，在种族及文化上即截然不同。但国人的东西地域观念的成立，却晚在战国后期。

刘邦推翻秦朝后，建立汉朝，定都于长安。他起兵时，部下全是山东人，他们以从龙之彦，高踞政治要津，形成功臣集团。他们所交结援引的，当然仍以同乡为主。秦人是被征服者，自然谈不到政治机会的平等，所以地域关系扼杀了山西人的政治生命。

班固认为“山西”所以出将，是由于与外族接近习染武风之故，此点大致不错。而汉兴以来，山西人在政治上没有出路，只有从军之一途，与此也大有关系。虽然山西军人在武帝时乘势崛起。但事实上，他们仍然或多或少的受着汉室的压抑。

西汉都长安，以山东的财富，养山西的士马。同时山东人历朝迁至山西的，为数颇巨，山东的文化，也随着西移。以是汉帝国血脉周流，生气蓬勃。东汉定都洛阳后，山东变成军事、政治、经济合一的地区，而山西则沦为一军事地区。东西的界限，日益分明，渐成为两个极其不同的文化区，而致发生偏枯的现象。最后汉室对山西逐渐放弃，而胡族乃日益进迫。东汉所以亡于山西军阀，以及后来五胡之乱的发生，都与此有关。所以西汉之强，在于以山东的财富开发山西；东汉之衰，则在以全力专保山东。
唐代两种特殊的社会风气，即功利主义和胡化。
唐人的重功利，与儒学的衰微和胡风的输入有关。唐代士大夫的好干谒竞进，生活的奢侈浪漫，宗教的发达，以及政治社会风气的不良（惟贞观、开元两代，风气稍正。）都与功利主义有关。唐代最著名的文人如杜甫、白居易、刘禹锡、韩愈等，他们的诗文中都或多或少的透露出势利气味，即李白也不能免俗。但他们绝不讳言功利，杜甫《狂歌行赠四兄》便曾坦白的说：“兄将富贵等浮云，弟切功名好权势。”这也是唐人的可爱之处，他们至少不是伪君子。不过嗜欲多则天机浅，因此唐代的大思想家极少，而所谓“能臣”则极多，二百几十年间，政治上代有人才。他们的能力极强，干劲也足，虽不拘细行，仍无碍其自身的建树。
胡化对唐人生活的影响也很大。东晋以降，胡人占据中国整个北方，因而胡风得以顺利传入中国，愈演愈盛。其中尤以西域文化，最为流行。诸如宗教、歌舞、乐器、工艺技术等，大都自西域而来。唐代承北朝余绪，胡化仍深，至玄宗天宝时代臻于极盛。唐初，汉人无论男女，都具有尚武精神。
贵妃所以能使“六宫粉黛无颜色”者，必具有其特殊之美，而非专以“肥”见长。《旧唐书》卷五一《杨妃传》：太真姿质丰艳，善歌舞，通音律；智算过人，每倩盼承迎，动移上意。
假使我为杜甫作传的话，我一定要作这么一个结尾：
他曾游岳庙，为大水所阻，十来天没吃饭，后来耒阳县令聂某亲自乘船把他救出来。聂某与他有旧，常送食物给他。他本患有严重的血压高症，而又嗜酒如命，不知节制。一天，聂县令又送来牛肉白酒，他便乘兴痛饮，因饮酒过量，竟引起脑溢血症，当晚不治身死。享年五十九岁。他本想于暮秋还乡的，可惜他未能达到这个愿望。
《资治通鉴》卷一九八贞观二十一年：
（五月）庚辰，上御翠微殿，问侍臣曰：“自古帝王虽平定中夏，不能服戎狄。朕才不逮古人，而成功过之。自不谕其故，诸公各率意以实言之。”群臣皆称：“陛下功德，如天地，万物不得而名言。”上曰：“不然，朕所以能及此者，止由五事耳。自古帝王多疾胜己者，朕见人之善，若己有之。人之行能，不能兼备；朕常弃其所短，取其所长。人主往往进贤则欲置诸怀，退不肖则欲推诸壑；朕见贤者敬之，不肖者则怜之，贤不肖各得其所。人主多恶正直，阴诛显戮，无代无之；朕践祚以来，正直之士，比肩于朝，未尝黜责一人。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此五者，朕所以能成今日之功也。”
唐代虽是大量吸收外来文化的时代，但安史之乱后，唐人的夷夏观念，渐趋严格，对外来文化也开始采取敌对态度。国人的民族思想所以在中唐以后日渐滋长，最主要的原因有二：一是由于外族叛乱及侵凌的刺激。安史之乱，是中国境内胡族的大叛乱，几使唐帝国趋于瓦解。经八年血战，战事虽勉强平定，但唐代前期的盛世，已一往而不可复。继之而起的是安史余孽的割据河朔，外族如吐蕃、南诏的乘机入侵，由是引起国人对外族的仇视。二是科举制度的发达。唐自太宗施行科举，历朝诛帝，均大力提倡，用以笼络英俊，粉饰太平。才智之士，群趋科举考试以取富贵，社会上逐渐形成重文轻武的风气，进而产生中国文化之上的观念。对外族的尚武精神及其文化，自然轻视卑弃。基于以上两点原因，国人仇视外族及其文化的态度，日益坚决；相反的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热爱，逐渐建立了以中国为本位的文化。这两种现象，从唐朝后期直到明清，持续了一千余年。
宋代提倡文人政治，科举转盛，而儒学益尊，科举制度逐渐成为发展儒家思想学说的工具。加以外患不息，宋人的民族意识也日益深固。民族意识、儒家思想和科举制度是构成中国本位文化的三大要素，这些要素都在宋代发展至极致。儒家思想学说受了民族意识和科举制度的保护支持，成为举世独尊的显学。从北宋起，儒学支配中国的政治动向及社会人心垂千年之久，其尊崇和强固，较两汉犹有过之。
宋室为矫唐末五代武人乱国的积弊，提倡文人政治，严禁武人干政。由是科举复兴，科举出身的士大夫的地位益为隆崇。但因矫枉过正，造成重文轻武的现象，以致国势不振。
科举考试，对中国本位文化的建立与强固，确有莫大的助力；但明清时代的科举考试，对中国文化的进展，又是一种莫大的阻碍。中国文化从明朝起，渐走上衰落之途。因为八股文体，既极其板滞，内容又只许代圣贤立言，而不能发挥个人的思想见解。知识分子埋头于空洞的形式和口头禅中，以猎取功名，日久年深，至于民族的智慧，为之蔽塞。明清五百年间，大思想家与大政治家的几至绝迹，实与八股文有直接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