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273 & p. 67

十九世纪影响力最大的学者，如以当时视角，无疑是大英帝国意识形态的思想领袖小穆勒(John Stuart Mill)。如以后世学者视角，达尔文(Charles Darwin)或可步武其肩。创建心理学的四大学脉中，冯特、布伦塔诺都是小穆勒心理学思想的粉丝。詹姆士是小穆勒效用论学说哲学上的主要继承发展者，是达尔文演化论的粉丝。至于高尔顿，达尔文演化论是他的家学。
有一种说法是，1859年达尔文与华莱士共同提出演化论。如果把「演化论」局限到「自然选择理论」，这个说法大体成立。二十年前的1839， 达尔文已经因为博物学的工作、特别是大量动植物标本的整理发布而当选皇家学会院士。这时候，他的代表作是《小猎犬号航海记》。他的标本整理后来出成五卷本大部头《小猎犬号之旅的动物学(Zoology of the Voyage of H. M. S. Beagle)》。
1838年，他的日志《小猎犬号航海记》（The Voyage of the Beagle）成功发表，很快重印了两次，并于1845年发行了第二版。达尔文在这本传记中写道：“我这第一个文学作品的成功总是比我的其他著作都更能激起我的虚荣”（Darwin，1887，in Barlow，1958，p.116）。《小猎犬号航海记》是一部为大众喜爱的著作，因为，正如一位现代版本的编辑所说的那样，“它是迄今撰写的最伟大的科学冒险故事之一”（Engel，1962，p. ix）。达尔文还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来整理他收集的标本，这一工作由于他遭受一种使人虚弱且不可思议的疾病而变得困难。达尔文，一个充满精力和活力的年轻人，现在却遭受持续的健康不佳的折磨，“它折损了我好几年的生命”（Darwin，1887，in Barlow，1958，p.122）。他健康不佳的原因是什么呢？一些人推测这是达尔文担心发表进化论后果的一种身心失调表现（Colp，1977）。索尔·阿德勒（Saul Adler）提出另外一种解释。作为一位热带疾病专家，阿德勒承认达尔文的症状是南美锥虫病（Chaga’s disease）的症状，一种持续使人衰弱的疾病，这是达尔文年轻时到访过的南美洲地区特有的一种疾病（Engle，1962，p. xx）。在阿根廷，达尔文曾遭到锹形甲虫的严重叮咬，这种甲虫中有70%是引起南美锥虫病因素的传播媒介。
在自然选择理论1858年正式提出之前，达尔文院士已经为演化论的生物学证据作了近20年的准备工作。他的学说虽然没有在形式上正式发表，多年来已在皇家学会博物学同行小圈子和博物学的林奈学会作了广泛的交流，当然也包括各种形式的邀请预审。当达尔文收到学界后辈华莱士同主题的邀请预审稿，他打算让华莱士的工作在林奈学会先发表。不过院士们和林奈学会的同事觉得这样不太合适，安排了达尔文和华莱士同时正式发表。达尔文发表的内容只限于和华莱士工作对标的自然选择理论部分。一篇论文的篇幅，不能包含已经整理近二十年的生物学证据主要部分，也没有包含可能太过于惊世骇俗的人类起源假说。所以这次首发没有引起同行小圈子之外的任何关注，即使在同行小圈子里头也反响有限。对于真正理解这份工作意义的少数几位同行，其中多数人第一次了解这个学说的时候的确很兴奋甚至懊恼「我怎么这么笨，竟然没有先想到」，这位懊恼的院士就是后来成为皇家学会会长的赫胥黎。但那已经是好些年前过去的兴奋。
1858年夏天，达尔文已准备好公开提出他的理论。但是又一个延期原因突然出现。出乎意料的是，当年2月，达尔文收到一封英国博物学家阿尔弗雷德·拉塞尔·华莱士（Alfred Russel Wallace）的信件，受邀看看华莱士的论文《论无限背离原型的多样化趋势》（On the Tendency of Varieties to Depart Indefinitely from the Original Type）。华莱士也承认受到马尔萨斯文章的影响。当达尔文阅读这篇论文时，发现华莱士已经概括了一种自然选择理论，与自己的理论几乎完全相像，而且“它得到极好的表达并且非常清晰”（Darwin，1887，in Barlow，1958，p.122）。他的第一个慷慨冲动是放弃优先权并让给华莱士，但是赫胥黎、查尔斯·莱尔（Charles Lyell，达尔文跟随他学习过地理）以及伦敦皇家植物园的主管约瑟夫·胡克（Joseph Hooker）都劝说他在伦敦林奈学会1858年7月1日的会议上联合提交自己的理论和华莱士的论文。这次进化理论的联合提出没有引起多大的关注。1858年年底，学会主席在其年度报告中断定：“可以这么说，这一年没有留下任何可以立刻彻底改变他们所能影响的科学部门的惊人发现。”
第二年底，达尔文全面表述二十年研究心得的演化论大部头《物种起源》杀青付梓。「人类和类人猿拥有共同祖先」的可能性震惊了整个英国乃至全世界。不过，演化论要一直到1940年代完成「现代综合」学说才从思想假说变为学术界同行广泛接受的体系学说，此前在同行小圈子有近半世纪的低潮，面对当时无法解释的负面证据，被怀疑快要被证伪。但这并没有影响演化论思想在人文社科领域的传播。
1859年11月24日，达尔文发表了《论通过自然选择的物种起源，或生存斗争中有利种属的保存》（On the Origin of Species by Means of Natural Selection，or the Preservation of Favorable Races in the Struggle for Life）。反应强烈，传说首印的1250本在出版当天就销售一空。实际上，由于预期到对该书的热烈反应，所有的书都被书商预订了。他们是正确的，而且达尔文的理论受到热烈讨论。一些生物学家批评他的理论是未经证明和未经检验的假设的堆积。神学家宣称，如果人类和类人猿拥有共同祖先，那么人类可能不再被看作是由上帝按照他自己的形象创造的。另外，如果物种通过自然选择而起源，那么它就破坏了古代加仑医学派基于自然界中存在的设计而提出的上帝存在的主张。在牛津大学的一场著名辩论会上，反响达到顶峰。
《物种起源》出版后12年，达尔文继续出版《人类起源》，明确鼓吹人与类人猿不仅身体特征没有根本区别，心理特征也没有根本区别。后半句话，认知心理学家特别是语言心理学家显然无法苟同，但1956年认知革命之前的行为心理学家颇有不少对此并不怀疑。更多的心理学家笃信Lloyd Morgan提出的「节俭律」（也译为「吝啬律」）：In no case is an animal activity to be interpreted in terms of higher psychological processes if it can be fairly interpreted in terms of processes which stand lower in the scale of psychological 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中译见摘引高亮)
达尔文为物种的连续性提出了一个强有力的例证，而且就所涉及的身体特征来说，他坚决把人类置于动物之列。那么心理特征呢？我们与其他物种具有共同的行为、情绪和认知特征吗？或者人类与所有动物之间不具有连续性？在后来的《人类的起源》（The Descent of Man）一书中，达尔文宣称“人类与高级哺乳动物在心理机能方面没有根本区别”（Darwin，1871，p.446）。这个论题在很大程度上由达尔文传给他的追随者：主要用轶事法来做研究的乔治·约翰·罗曼尼斯（George John Romanes，1848-1894）；开拓性的实验主义者道格拉斯·斯波尔丁（Douglas Spalding，1840-1877）；以及劳埃德·摩尔根（C. Lloyd Morgan，1852-1936），他的节俭律（principle of parisimony）或准则（canon）成为一种重要的方法论指导：“在任何情况下，如果一个行为可以被解释为低级心理机能的结果，就绝不将其解释为高级心理机能的结果”（Morgan，1896，p.53）。这三个人都属于比较心理学的重要创立者；比较心理学是涉及不同物种之间差异比较的心理学分支（Dewsbury，1984）。
书中还写到Lloyd Morgan与小穆勒朋友圈中的培因(Bain)、高尔顿徒孙桑代克(Thorndike)之间关于「效果律」的一层学缘。不过，行为心理学并不认同效果律里「令人愉悦」的解释机制。根据节俭律，既然能用动物行为的演化适应性解释，就不再需要「高级心理机能」的「令人愉悦」。
在解释人类活动方面，培因认为习惯是极为重要的。按照培因的观点，随意运动构成了学习的基础，其中有些产生令人愉悦的结果，有些则产生不愉悦的结果。前者往往被重复，因此导致一种习惯形成；而后者则被弱化，以致没有形成一种特定习惯。这与爱德华·桑代克后来提出的效果律（Thorndike，1911）有着明显的相似性，而且培因与桑代克的历史联系也可以追溯至此。培因影响了一位英国比较心理学家康威·劳埃德·摩尔根（C. Lloyd Morgan，1852-1936），摩尔根在小鸡身上进行了学习与本能的早期实验。1896年，摩尔根应邀前往哈佛大学参与洛威尔系列讲座（Lowell Lectures），在演讲中描述他的尝试—错误学习研究。坐在听众中的一名学生桑代克，之后不久也开始了他自己有关小鸡学习的重要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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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笔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