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卡#历史#《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温斯顿·丘吉尔曾经说过：“那些不能从历史中吸取教训的人，注定要重蹈覆辙。”我们在很多地方听过相似的话，然而第一个萌生出这个想法的人，或许要数古希腊的历史学家修昔底德。
    修昔底德提出了一个观点：历史是周期性的，过去发生的事情会在未来以类似的方式再次发生。他之所以这么认为，是因为他相信历史中有一个恒定的因素在一直起作用。尽管世界充满了变化，诸如环境变换，文明兴衰等等，但总有一个因素是不变的，那就是人性。
    作为最早的历史学家之一，修昔底德理解的人性，是具体的，比如人的占有欲，权力，虚荣、贪婪。在和平繁荣的社会中，城邦和个人都相对能遵守比较高尚的准则。但是一旦战争动乱爆发，当人们的生活困苦，心志降低时，人性的恶就会积累，终而一发不可收拾，从而出现惨不忍睹的暴行。
    他认为战争的起因是由于人的贪婪，是狂热地追求权力和占有欲，这是一种任何权利和财富都无法满足的狂热。雅典人和斯巴达人之间的战争爆发，并不绝对是因为二者的政治制度的不同，而是因为双方都想要无休止地追求权力的狂热。修昔底德认为，既然人的本性始终如此，历史也会就此不断重演，不断会重蹈覆辙。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共八卷，严格按照一年中冬季、夏季的纪时顺序，以战争的范围为主题，详尽记录了围绕着雅典与斯巴达为首的战争。并尽最大限度，不偏颇地剖析了战争发生的原因和影响。
    修昔底德先梳理了战争的起源和战争爆发的前因后果。然后他回溯了历史，探究了双方关系的缘由。他写了一个长长的本次战争的题外话，记述了雅典一方联盟的兴起以及雅典与斯巴达关系的变化。从公元前449年希波战争结束到公元前432年伯罗奔尼撒战争开始，在这近五十年的时间里，雅典和斯巴达时而友好，时而敌对。
    回顾完希波战争结束到伯罗奔尼撒战争开始之间的岁月之后，修昔底德开始记述了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史实。在记述战争的过程中，他将每年都分为夏季和冬季。大部分战役都发生在夏季；而冬季由于天气不好，战役不太多。他一直写到了公元前410年的历史。
        战争分为四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斯巴达人打算集结一支出色的陆军，由斯巴达精兵和盟友的军队组成，率领他们从伯罗奔尼撒半岛出发，穿过狭窄的地峡，来到希腊中部，挺进雅典人的领土，挑衅他们，叫他们出来作战。斯巴达人盘算着，如果雅典人出来和他们打陆上战争，赢的肯定是自己。斯巴达人已经赢了两百年的陆战，没有人知道如何打败他们。
            但他们的计划泄露了。雅典人自知在陆上作战会败给斯巴达，不会轻易上钩。雅典海军力量强大，即使斯巴达摧毁了他们的陆地，他们仍然可以通过海运进口粮食，不会挨饿，不用非得在陆地上迎战。雅典人也开始制定自己的计划。他们心想，当斯巴达人侵占我们的土地时，我们要把士兵送上战舰，绕着伯罗奔尼撒半岛航行到他们的领地。他们在我们的领地搞破坏，那我们就立刻下船，让陆军进驻到他们的地盘，掠夺、毁坏他们的土地。
            战争在第一阶段基本形成了一个僵局。斯巴达人担心自己会输，不想在海上和雅典人作战；而雅典人同样担心会输，也不想在陆地上迎击斯巴达人。于是两方互相践踏对方的领土。这种情况持续了十年。十年后，双方都精疲力竭。他们意识到这样下去没有任何进展。双方都得不偿失。都有损失，也都有收获，但也一直僵持着。
        僵持不下后，他们签订了一个和约，名叫《尼西阿斯和约》。之后的六年，官方称之为“和平”，实际上却像是一场冷战。双方仍然在相互竞争，而且在不同的地方仍然爆发了战争。当然，不是直接发生在雅典和斯巴达之间，而是那种小的代理人战争和事件。
        这种情况持续了一小段时间。之后，雅典人认为他们自己想出了结束战争的妙计。
            雅典将领亚西比德提出：伯罗奔尼撒半岛上的很多城市无法仅仅依靠自己的土地资源来养活人口。他们从西边、尤其是西西里岛进口粮食。如果我们占领了西西里岛，把它纳入我们的联盟，就能大大增强我们的实力，扼住那些从西西里进口粮食的斯巴达盟友。他们没法进口，就不得不和我们修和，这样一来我们就能瓦解斯巴达的联盟。这个主意听起来不错，然而实施起来却不怎么好。西西里岛最重要的城市——叙拉古击败了雅典。公元前412年远征西西里失败，基本上将雅典实力削去一半。他们失去了一半的军事力量，包括战舰、兵力等等。
        这让斯巴达人觉得，雅典如今非常虚弱，可以趁机一举歼灭。但雅典的军事力量都部署在海上，要想歼灭，就必须在海上作战。建立舰队要花很多钱，而斯巴达人没有钱。于是他们和波斯帝国做了个交易，由波斯提供资金，斯巴达人提供兵力和军事领导，共同打造一支能击败雅典人的舰队。
            公元前412年到公元前404年之间，实力减半的雅典继续作战。他们的对手既有斯巴达和波斯帝国、西西里等所有前来痛击雅典人的斯巴达盟友，也有大部分背叛雅典、投靠斯巴达的前雅典盟友。曾有一段时间，雅典人几乎要赢了。他们一直打了八年，有两次雅典差点就赢了。可最后他们还是输了，不得不放弃斗争。
    战争结束后，斯巴达接管了雅典，建立了如今我们称为“三十僭主”的寡头政治集团。他们把许多雅典人流放到附近的底比斯。三十僭主统治了雅典大约八个月。后来，雅典将军色拉西布洛斯推翻了寡头统治，恢复了雅典的民主制度。十年间，雅典再次成为希腊世界最强大的城邦之一。
修昔底德于公元前400年左右去世，他的一大重要影响是，决定努力用公正的笔法记述历史。
    理想情况下，历史学家应当客观，对所记录的任何人都要秉持客观态度。在对战争的大部分记述中，修昔底德没有站在任何一边。他虽然是雅典人，却被雅典民主拒之门外，流亡他乡。身为流亡者，他有机会拜访斯巴达一方的人，和他们交谈；而身为雅典人，他和雅典自然也有联系，仍然认识雅典的人，在那儿还有亲戚，也听闻了那儿发生的事。
    这样，他便能看到两边的情况。他并不偏向于宣布他玩忽职守、将他放逐的雅典民主政府，也不偏向于与他的民众作战的敌方斯巴达阵营。他努力尝试理解双方，提出的不是雅典中心主义的观点，不是敌视雅典的观点，而是试图了解真相的观点。他说：我从不接受某一个人的任何说法。我试图采访来自各方的多个见证者，发现他们的版本、他们的记忆各不相同。我试着筛出事实，尽我所能去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
现代历史学家想要做的，也是像修昔底德这样，拒绝呈现片面的、单方的说辞，而是试图了解双方乃至所有各方的观点——有时候一场冲突牵扯到的不只有两方。他们的观点是什么？论点是什么？动机是什么？事情又是如何发生的？他们想要得出相对中立客观的分析结果，想要厘清这儿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便是修昔底德带给我们的影响，尽管他生活在2500年前一个完全不同的社会，处于完全不同的环境中，但他对历史时事抽茧剥丝的解释方式，一直以来都引发着共鸣，时至今日仍旧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