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城市化之辩【城市化规模 人口密度 外来人口 耕地 环境】

一种流行的看法是城市太拥挤，人口密度太高，不宜居了。
经济集聚和城市扩张是发展的客观规律集聚和城市的扩大带来集聚效应，城市的规模经济对经济发展和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有利，但同时城市发展也会带来城市自身的一系列问题，比如拥挤污染，犯罪就被称为拥挤效应，俗称城市病。
经济的集聚程度和城市的规模是集聚效应和拥挤效应，相互权衡的结果。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最佳的集聚度和城市规模是动态变化的，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特别是服务业比重的提高，经济的集聚度和城市最佳规模也逐步上升。
中国今天的集聚度太高了，大城市太大了吗？数据给的答案是否定的。如果以2000年的数据做国际比较中国的城市间人口规模差距是远低于国际水平的，与中国同样属于城市间规模差距较小的国家，只是那些中亚的前计划经济国家。
因为对于城市发展规律的认识存在误区，中国的政策也相应的走入了误区，没有人能否定，户籍制度，对劳动力的跨区域配置有极大的影响，而且也对中国的发展构成了极大的制约。
中国的城市人口分布还不够集中。著名的区域经济学家亨德森对142个国家人口超过10万的2684个城市的统计研究。全球总样本城市人口的空间距离系数代表城市人口规模差距。为0.5619，中国印度，美国，印尼，巴西，俄罗斯和日本等7个人口大国，中日本的空间，基尼系数最高为0.6579，中国的空间距离系数最低为0.4234。总的来说中国存在大城市不大，大城市数量不够多的，规模均等化现象。
城市的容纳能力有没有物理上的极限？当然有，但恐怕没有一个城市的人口规模真正达到物理上的极限，因为当城市人口增加会带来地价和房价的上涨，如果在这个城市生活或生产的好处还抵不上成本，城市就不会继续扩张，在物理极限到来之前，价格机制，已经成为制约城市扩张的力量。
资源供给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方面的存在力是不是一成不变的呢？比如水电交通和环境。
公共服务的总量是可以改变的，但是公共服务总量短时间内不可能迅速增长，现实的做法是对外来人口获取本地公共服务设置一定的门槛，但这只是权宜之计。
农民工城市化。钱从哪儿来？
将一个农民转变为城市居民，平均需要投入15万元至20万元，包括公共和个人的投入。
如果农民工可以异地城市化，并且将他们的宅基地复耕产生的建设用地指标带到建设用地产值最高的地方，去换取那里的户籍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那很多困惑是不是就迎刃而解了？
解决问题要有发展的眼光，解决农民进城的资金来源，还是要靠蛋糕做大，要靠城市化进程所创造的经济增长空间，在城市化进程中，资源配置效率提高了，城市规模经济有了经济增长就有了税收资源就会增加，在增量上就可以更多的向进城农民倾斜。
城市化会遭遇耕地瓶颈吗？
城市化反而有利于耕地的保护，因为城市人口密度更高，建设容积率也更高。
2001~2006年耕地面积急剧减少，并不是因为城市化，而是由于生态退耕还林。
资源的利用方式取决于比较优势，如果东部的土地在发展，工业和服务业上更有优势，那么更多的在东部推进城市化就没有什么不对。
当农民事实上已经大规模的跨省流动起来，而建设用地指标却依然禁止跨省再配置的结果是什么呢？今天看起来非常不科学的现象就出现了，比如一些沿海的城市，大面积的填海造地当地不是没有地了，而是却没有建设用地指标了，亦是填海造地。这真是太可惜了，地方政府根本就没有看到一些小岛未来的经济和生态价值。
何为宜居城市？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政策学院开展的全球主要城市的宜居指数排名。一开始便宣称，如果要清楚什么因素构成宜居性，那么首先了解什么是人性。换言之，生活方式，越是以人性意志这样的城市才越宜居。
追求物质财富仍然是人性中的首要因素，然后才是对自然环境安全，社会和文化条件，以及公共治理的追求。
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城市宜居指数分为经济活力和竞争力，环境友好和可持续性，国内安全和稳定生活质量和多样性好的治理和有效的领导5个大类，每个大类又有3~5个分项，每个分项下又有若干指标。
再给予以上5类指标，同等的重视之后，再进入排名的全球64个城市，中前10位，欧洲占5席，新加坡和香港代表亚洲分别居于第3和第9位，另一些是并列在第十的奥克兰和墨尔本，悉尼和温哥华分别排到12和14位，中国的北上广排在64个城市的中后位置，分别是46 39和47。
事实上发展和宜居并不矛盾，看看世界宜居城市排名排在前面的没有发展中国家或经济体的城市。
那些排行靠前的城市并不是因为一直保护环境，从而成为宜居城市的事实是很多今天的宜居城市如伦敦东京，在大约半个世纪之前也曾经是污染特别严重的城市，改善环境最终还是要靠产业结构的调整，当制造业被逐渐转出，技术和管理水平进一步提升生活方式向绿色环保转变，居民对于汽车的使用量得到控制，城市环境就改善了。
正确的路只有一条，那就是进一步发展经济，调整产业结构，并转变生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