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致富之路”，第350页，第二段

重大的社会失调就摆在眼前，如何做出最好的回应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如果我们过分强调自动化的消极影响，就可能使人们对其有害影响产生过多的恐惧。但如果我们低估其重要性，那些力图将个人和社会成本降至最低的措施可能就会被忽视，结果就是人们可能相当有理由反抗取代技术。如果历史能为工人们在下一次自动化浪潮来临时的反应提供指导，那这一点很能说明问题：显然，工业革命时期许多人在转型的夹缝中挣扎求存，技术变革遭到了强烈抵制（见第五章）。英国政府屡次与愤怒地捣毁机器的工匠产生冲突，后者被迫接受技术进步。但并非每一个地方的抵制都很激烈。《济贫法》（The Old Poor Law）使人们向现代世界的过渡变得容易一些了。经济史学家阿夫纳·格赖夫（Avner Greif）和穆拉特·伊伊京（Murat Iyigun）认为，在英国的部分地区，福利机构为穷人提供了更慷慨的支持，在那些地方，人们对技术变革的抵制没那么普遍， 社会混乱也更少。当时也有人（虽然很少）意识到了对技术变革的输家进行补偿以避免社会和政治动乱的重要性。1797年，弗雷德里克·伊登爵士在《穷人的状况》中正确地指出，机器“促进了整体繁荣”，但是他补充道，机器“让很多勤劳的人失业，造成了他们的不幸，这些不幸有时是毁灭性的”。他宣称必须救助穷人，这样一来，“在实际可行的情况下，对个人造成的不便将会减轻”。他分辩道，如果不能充分做到这一点，发展就
会停滞，因为人们会像在前工业时代一样反抗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