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重返家乡：杭州，1916～1917

执迷于倡导浙人治浙，显然表明一种地方文化价值观，这种价值观塑造了人们的观念和意识。家庭、乡缘、关系，这些“熟悉”的东西被认为是好的；陌生人、外部世界，这些“未知”的对象总是受猜疑，因为它们无法被定义。因为缺乏确定性，它们变得不可预测和充满危险。对出生地的强调导致把世界看成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与个人有联系的，另部分则不是。这种“我们”与“他们”判然分明的意识一一我们来自同家族而他们是外人，我们来自这个地方而他们来自另一个地方，我们来自政界而他们来自军界，我们来自保定军校而他们来自浙江军校一一深深地渗入民国社会和政治中。即使当出现的问题是全国指向和全国范围的，这种出生地意识仍然深刻地影响着政治思想和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