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市场与共和制 斯密与卢梭

 卢梭的乌托邦是一个需要共和国，是一个通过民主来限制其规模、其与外部世界的联系的社会，最重要的是，在那里，通过国民国内消费，其减少了不平等、忌妒和争。为了社会团结、公民美德，社会生活高于个人生活的地位，在一整套对需要的民主限制中，它遏制了欲望。这么做也有代价。一个社会如果遏制公民的经济欲望，凭借自给自足在国际劳动分工中保护自己的政治诚信，努力使财物与收益的分配成为集体选择的事务，那么它就面临着经济停的风险。这
些社会还有可能无力满足公平社会的首要条件一一满足所有人的基本需求。此外，要遏制不平等和提升公民美德就必须控制个人欲望，这可能会伤害自由，但这也是共和政体的存在意义（ raison d'etre）。
按照卢梭的理解，在需要的共和国中，只有当个体服从的约束是受自身意志驱使、自主选择的，公民才能获得自由。在这样的社会里，只有当每个公民都赞同时，少才能是多。这样的一个共和国，需要每个公民英勇展现斯多葛式的自制力：想要保持真正的自由，每个人都要发自内心地认同集体意志克制欲望带来的東缚；在面对相较其他人而言对自己更有吸引力的激情时，每个人都必须加以拒绝。卢梭寄希望于公民平等的实践自身能够消除相互竟争的诱惑。美德会成为天性，即美德完全地社会化，这是因为社会应该消灭忌妒的诱因。卢梭并不试图掩盖他的乌托邦对公民美德的强烈要求。如果他们放松防范，如果他们将德行的选择托付于他人，如果他们放弃对自身激情与政体所具有的主权，那么共和国就会放弃自由。在对需求的专制中，它就走向了终结。如果说卢梭是在为一个需要的共和国辩护，那么斯密则将未来社会设想成了一个以欲望的无限膨胀为经济动能的集团。斯密认为，不论是自然匮乏还是欲望得到满足，都没有可能来限制人类无尽的物欲和这个系统的供给能力。某种程度上，斯密预见到了商业经济扩张带来的马尔萨斯极限问题，并用劳动分工理论驳斥了它们。只要每人在单位时间内的生产率能够与人口保持同步增长，市场可以继续在全球扩张，这些人口和生态的约束就可以被无限期后延。斯密强调，扩张与衰退的循环曾使早期的生存模式、先前的帝国走向终点，但商业社会特有的历史特质是它从来不会受此影响，因为当劳动分工扩大至世界市场时，持久的经济扩张在人类历史中第一次成为可能。°商业社会一人类社会发展的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阶段，是人类历史进步的典范，随着第一批采猎者的出现，它在历史的迷雾中拉开了序幕。市场社会不会有停滞与退步的危险，但是它会为不平等、忌妒与争所累，共和政体就避开了这些特性。资本主义社会也许会用公共自由换取个人自由，用积极的公民身份换取个体享受财产的消极的私入自由。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如果在一个共和国中，对自由的需求有退化成对专制的需求的风险，那么市场社会的自由就有可能堕落成富人的暴政。
    最终，斯密必须对托邦参与者的德行做出和卢梭一样严厉的要求。只有全体公民可以做到斯多葛式的自制，市场社会才能保持自由与德行。没有这种自制力，竞争就会变成一场充满欺瞒的争夺，政治就是派系的斗争，而治国则是富人的独裁统治。斯密是乐观的，但这种乐观主义是建立在斯多葛式的期望上的，即人类能够占尽优势，每个人都能保持区“想要”与“需要”的能力。
    在一个公民共同体中，我们如何才能选择自己的需要，卢梭之后，马克思的著作对这个问题做了最佳的现代闻释。他对共产主义未来的设想来源于自由主义的假设，这与斯密相似：未来社会不应抑制成员的需要。专制的需要会将人类发展局限在“原始共产主义”和强制平等的笼中，处于停滞、原始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