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选

这个世界上还存在这么一种可能，问题可以一点一点辨析清楚，工作可以一点一点循序完成，狭窄的自我会一点一点舒展，在看似封闭的世界结构中，真正的改变就这样发生。
把模糊的想法清晰化，能够用直白的语言表述出来，需要很高的造诣，所以访谈也是一个自我提高的过程。
你一定要带入你个人的经验，否则其他东西都是飘着的。理解世界必须要通过自己的切身体会。
我小时候就是生活在这样三重世界里。一重是底层街区；一重是我外公的没落贵族世界；再一重是我上学后，和父母住的学校里，听到的是正统的话语。
我知道日本人在餐桌上从来不谈政治，认为谈政治是一种不文明的行为。
因为大家的政治观点可能不一样。
大家一定要对自己生活的小世界发生兴趣，有意识地用自己的语言把自己的生活讲出来，做一个独立的叙述。
作为图景的理论，是要有意识地，从一个特定的视角和问题意识出发思考，去揭示生活中的不同方面之间隐性的联系，使人们能够据此对未来有更多样的想象。
乡绅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把自己那个村的情况摸得很熟，能够形成一个叙述。
我们传统的儒家文化所以能支持起那么大的国家体系，很重要的特色就在于它怎么处理小地方和大地方、边缘和中心的关系。它的办法是意识上的「内在化」。
乡绅去首都当官不一定是欢天喜地的事情，因为家乡是他的最重要的意义世界。
有人说，中国开始现代化的象征之一，就是官僚退休不回家乡了。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循环性的关系被打断了。告老不还乡，点出了中国的中心和边缘的关系、城市和农村的关系、知识分子和普通群众（主要是农民）的关系，在现代发生了什么变化。
儒家乡绅的伦理判断，很重要的考虑是和谐。
你看那些老人，对乡村、家户的账算得很清楚，人们赚多少钱，赋税是多少，彩礼多少为合适，都讲得清楚。但很多东西是靠意义搭在一起的，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事值得尊重，什么东西见不得人，要靠意义把它们粘合在一起。
我觉得这个概念本身没有什么意思，因为「差序格局」是用实证的语言对中国古典伦理哲学的翻译而已。
距离感、怀疑心可能还是蛮重要的，否则去大学就很容易被卷入别人的话语里去。
有亲戚说，把配额给别人也就是把好运气给别人了。这样就借钱买了彩电。所以人们在自我劝说的时候，会用一些非常抽象的概念和原则，像好运不能出让。 
私营企业会通过家族关系把经济机会发散到整个村。
两极分化原指在私有制商品经济条件下，不断从小商品生产者中产生少数脱离劳动的资本家和大量出卖劳动力的雇佣劳动者这样两个极端的趋势。
（讲浙江村）企业首先是一个亲属组织、社会组织，其次才是一个经济组织。
确实，不放松是我的一个问题，在我的研究里这是一个很大的障碍。因为不放松，一根筋地往下想，思想的发散性就不太强，创造性就会受到抑制。
我外公不让我跟同龄人玩，因为同龄人都是拉板车的子弟。我记得邻居如果给我东西吃，他表面上会很客气地接受，转身就让我不要吃，觉得不卫生。他也是有两面性的，对外非常客气，内心又可能有一种鄙视，其实对我也有影响，一方面把我变得比较理智，另外一方面使我不太放松。
写了一封很长的信《关于课程设置的若干建议》，给我们系主任王思斌
老师。
老师们都很来劲，说我们的学生有这样的思考。这也给我很大的鼓励。如果当时受到打击，以后可能就会发怵。
（Kaka：上面对下面的多鼓励少打压很重要）
那是斯堪的纳维亚模式，又称北欧模式，是指北欧国家（丹麦、冰岛、挪威、瑞典以及芬兰）共有的高福利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对北欧福利社会的讨论，一定意义上是对80年代关于匈牙利道路、波兰道路的讨论的延续，核心问题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有没有可能殊途同归，甚至糅合。
年轻的时候做事情，要么是因为别人让你做、大家都在这么做，要么是相反，要特立独行，要故意跟着冲动走。冲动是每个人都有的，关键不在于你有没有冲动，而在于你是不是让冲动推着你走。那些真正冲击了历史的事情，不管是大历史还是自己人生过程的小历史，经常是在冲动下做的事情。那些有历史感的规划，往往没有什么太大影响。
那时候你看不出什么东西来，去浙江村，他们每天做衣服，你也不知道干什么，问来问去好像就一句话，他们的回答也一样，我很长时间写不出什么理论上的东西来，后来也有很多学弟出国之后继续做这个题目，也做不下去。如果把它严格作为学术研究，本科生很难持续。但我那时候能够不断做下去，因为它成了一种社会行动，有资金，有鼓励，有存在感。
我们大量的信息和思考方式是一定要通过文字表达出来的，积累确实很重要。
这也是我会待在牛津的原因，因为如果去其他学校我可能比较难找到工作。
这是我长期以来的一个弱点，还在挣扎当中。
阅读功力跟年纪很有关系，必须在一定的年纪以一定的力度去阅读，才能达到那种能力。
我觉得有些知识分子活在话语里，讲的是从一个话语到另一个话语之间的逻辑推演，也许和实际发生的事情相去很远。
如果你背后没有什么真东西，我不会被话语蒙住，我总想把说法拧干，看看下面到底是什么干货。 
琼·贝兹的歌我喜欢。
她说你喜欢她是因为她的歌没有reference（引经据典），她讲的东西就是东西本身，不会背后还有东西需要你有额外的知识准备去理解。我就是在这个直接性中得到一种力量。
老师的关系非常重要。
我比较早地受到一些认可，不仅在学校，在国际上的认可度也蛮高，但我的一些基础又没有打好，一直到现在给我造成一种压力，有时候挺心慌，前两年给我造成很大的心理压力。
那时候工作对我来说不是问题还有一个原因——我的经济状况已经没什么问题。
在英国牛津这个地方说这样的话，我估计是创造了历史。我还不太懂outrageous是什么意思，我只知道这是很差，回去查字典、问同学才知道这个词。一夜无眠，在草地上走，现在我住的地方就是那个花园。
现在想起来主要是语言的问题，自己不懂的东西就认为不好。
「回心」是彻底粉碎，彻底反思自己为什么跟人家不一样，不是简单地问差距在哪里，而是问差别在哪里，把这个差别看作一种既定事实。
理论不在于新不新、深不深，更不在于正确不正确，而是能不能形成沟通性。可沟通性非常重但它一下子调动起对方的思要，哪怕是一个浅显的理论，想，把对方转变成一个新的主体，那这个理论就是革命性的。
怎样形成一种意识，平衡自己的历史来源和自己现在的行动，这是真正的英雄。
做一个公司的职员，哪怕做一个学生，都是一心要进省城、进北京，没有扎根性之后，就没有位置，没有主体性，完全工具化。中心太强，其实很危险。
今天全国需要几千个、上万个乡绅，如果他们能够发掘、系统化地方的声音，就很有意思。地方的声音就是强调它的多元，这会给中国的长治久安打下很好的基础。
不要怕边缘，或者知识不够，把自己的不够、天真真实地体现出来，就会很可爱，不要装腔作势。
我强调的是要不断切入、进入，那些很着急的人并不切入，而是着急在外面做判断。
一定要有中国叙述，其可能是对自己生活的一种不自信，需要一个很大的帽子来戴，这样才会觉得安全。
（来自中国小地方的年轻人出国后，会强调自己的「中国属性」而弱化家乡属性）
那种超越感，批判老师的精神，都是80年代的精神，否则也就不去批判，自己挣钱去了。一般人认为80年代是一种理想主义，这个词我觉得还是比较精确，所谓理想主义首先就是一种超越，存在的价值就是对现状的超越，就是追求现在不存在的东西。
如果在音乐上有一点点小错误，是不能够蒙混过关的，有半个音节错了就是错了。这和数学一样。但在严格和精确的基础上，又可以有很大的发挥空间，是一种可以让人心智放松、超越语言的美。
没有精确的技术，很难达到那种看上去艺术化、有创造性的东西。
个体意识来自群体意识，群体意识是个体意识的前提而不是结果。
理解是很自然的，不难，但是我们常常有意无意地拒绝理解。重要的是怎样不去拒绝理解
学术的任务就是在了解基础上的理解，通过理解，再做出解释，理解了之后，就知道更大的世界怎么构造出来，才能够解释一些问题。但我比较排斥诠释，诠释、是自己有点想象性，要给它赋予意义，当然那是文学评论的范畴，我觉得实证研究里比较重要的是理解和解释。
琼兹、披头士的很多音乐都非常直接，直接的重要前提是一定要有内容，如果没有强大的内容，这种直接就是粗俗，所以约翰·列依（John Lennon）、鲍勃·迪（Bob Dylan）写的东西都很直接，「为什么要为宗教而死，如果有一天没有宗教、没有国家」这些句子都非常有革命性，听起来很有力量。还有约翰·伯格、徐冰......
《天书》所有的字都是他（徐冰）一刀一刀刻出来，用最经典的宋版制书的流程去做。他说这个想法本身可能是一个玩笑，搞了很多不存在的字符，但这个玩笑怎么变成一种让人思考的艺术，就必须要做得认真。
为什么认真了就不是玩笑？背后其实很有意思。因为有了人的劳动投入之后，真和假实和虚、熟悉和不熟悉才会形成强烈的对比。
回到怎么做到「直接」的方法上来，「直接」的意思是：第一，要有内容；第二，要有碰撞，有冲击力；第三，要写得直白。
事实上，政治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东西，主要就是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分配，当然它具体的展示方式很丰富。
跟年轻的同学互动我完全不是出于责任感，就是因为好奇。他们的问题我一点儿不觉得幼稚他们的生活经历、家庭背景、性别、年龄都不一样，当然看问题的角度不一样。
我自己是这样的，看见一些解释不了的东西，还挺兴奋，因为这是真实存在的东西。
这种硬邦邦的、让你不悦的东西，要去热爱它。关怀要一步一步地落实下来。
对温州人来说，最重要就是把东西做出来，其他都是白扯，这当然跟日本的工匠精神不一样，有一种急功近利的想法。总的想法是，一切理论、思考要和「做」结合起来。
我比较反对创造性或者天才的说法。任何东西都是靠做出来的，不做的话什么都没有。
我们比较喜欢夸夸其谈，那种埋头苦干、在细微地做东西的过程中的体会反而没有。艺术不完全是靠想象，艺术很具体，你对今天早上那一束阳光的感受，是很具体的，要把握那种感受，一定要把它做出来，通过雕塑或者画画，色彩的调配，物质性很强。夸夸其谈相当可怕，好像一种灵感让自己感动起来，但是飘过去了就什么都没有。
我认为大学的教学功能肯定高于研究功能，今后的研究应该还会发散出去，跟产业结合。我前面也说过，大学不是去树立范例，而是要去寻找例外。
公共知识分子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提出一个普世性的原则，提出理论、知识、道德、行为上的典范，做一个批判者。而乡绅是很温和的，它不做这样的普世性评判或者倡导，他从小世界里看东西，没有宏大的、居高临下的说法，对体制没有道德上的优越感。乡绅很重要的工作就是保护井水的问题，鸡被偷了怎么协调的问题，光是原则是不够的，要把冬天快过年了农村里有人偷鸡这背后的意义搞清楚。
不能把乡绅变成一个具体的社会群体来研究，而是把它作为一种研究视角，把乡绅作为一种方法。
不把乡绅当作一个实在的人口群体，我讲的是一种个人的气质（temperament）、一种思考方式。是先愤怒还是先好奇？是尽量温和甚至用淡淡的幽默感把事情描述清楚，还是直接去判断？
留学是把社会分化跨国化了。在一个国家内部的分化竞争到了尽头，必须要往外走。中国玩不转，就出国玩；父辈有钱，儿子就挣学历。空间上从国内转到国外，资本类型上要从有形的金融资源转变为文化和象征资本。文化象征资本对维持金融和经济资本的跨代增值非常重要。不平等的固化都是这样，从钱到名到身份，以及空间上的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