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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宽容忍让和相信人类天性，均来自于对社会生活之价值的坚定信念，并成为中国人最突出的道德特点。不过，这些道德特点却与下述观念有关——作为一个系统的宇宙是如此平衡，以至于任何有关进步的理念均已被排除。宇宙是由平衡构成的，而不是由冲突构成的，因此，中华帝国对于人类型为的看法就和西方不一样。无论何时，只要人性不再被传统所感染，只要它成为原始的和独立的，它就会被感到是一种分裂瓦解的力量。
        不过，与对于秩序、平衡和正面价值的钟爱以及对于社会生活之有益的信念恰成对照的，还有种种具有无政府性质和神秘性质的倾向。中国人气质的另一面是抑郁、疯癫和病态的。虽然我们对此所知甚少，但那却是他们的另一面，与其明显的社会性、对人性的信任以及对生活的欣赏恰成反衬。确实存在某种走向个性毁灭的病态欲望，这是许多事实都证明了的。在某些宗教团体中——我们就此所掌握的信息不超过寥寥数条偶得的参考材料——人们所实行的黑巫术似乎满足着恐怖的虐待狂口味。另一些教派则受到了抑郁症以及破坏性宗教狂热的刺激。肉体之苦修被推到了极致，推到了自残和自杀的程度。传统的催眠术和下神术被普遍施行着。营养不良和压抑性欲，以及旨在成仙的饮食和养生戒律，导致了暂时性的由高血压引起的眩晕状态，或者导致了永久性的神经系统失衡，从而引起了危机性的神秘热忱。中国是一个充满了理想家、圣贤和预言家的国度。不过，使人性破灭的技术却在那里大行实道，其范围远比通常认定的广泛得多。在下层阶级中，这些技术通常被用于满足某些宗教需要；而在士大夫那里，它们则被用来激发艺术灵感。对于真正把握了其艺术的书法家或诗人来说，一种恍惚的迷狂状态是必不可少的。宗教神秘主义和审美直觉，乃是中国非理性主义的两种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