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讲 汪曾祺的和谐美学——纪念汪曾祺九十周年诞辰

  汪曾祺这三篇小说有点偏离时代的主潮，体现为：
    写的是新中国成立前的日常生活，想二、人物的非英雄化，三、非崇高的悲剧美学。这当中的《大书萍记事》按照习的斗争的敌对模式最可以写成悲剧性的劳动民与統治者的冲突，但注曾棋却加以化了，汪曾不是故服必意淡化的，而是按照生活的本来的面貌写就的，高邮历史上实曾经发生过类似锡匠和平抗议的事件；当然还是和汪曾祺自身的美学思想相关，如果是一个追求壮美的作家，肯定会将锡匠抗议的事件写得波澜壮阔，写得大开大合，惊天动地。
而对汪曾祺来说，《受戒》《大淖记事》等就是寻求挖掘和表现日常生活的美感和诗意，他在《受戒》的创作谈中这样说：“是谁规定过，解放前的生活不能反映呢？既然历史小都可以写，为什么写写旧社会就不行呢？今天的人，对于今的生活所从来的那个旧的生活，就不需要再认识认识吗？旧社会的悲哀和苦趣，以及旧社会也不是没有的欢乐，不能给今天的人一点什么吗？”一贯行文平和的汪曾祺破例地在短短101个字中连续使用了4个反问句，表示他的理直气壮和对那些化的文学念的不满。
记得多年之后文在拍根王朔小说改编的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时也说过类似的话。文学在表现日常生活的诗意和美感方面应该时代政治的限制，清明的政治会格局下存在着黑暗的角落，黑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