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录

引言



葡萄牙人绕过好望角进入印度洋，占领印度西海岸的贸易重镇果阿、东西洋交通咽喉马六甲，以及香料群岛，从1524年（嘉靖三年）起，在中国东南沿海进行走私贸易。当他们获得澳门贸易的许可后，澳门开始成为沟通东西方交往的商埠，把中国市场卷入全球贸易网络之中。澳门—果阿—里斯本之间的远程贸易，澳门—长崎贸易，澳门—马尼拉贸易，输出以丝货为主的中国商品，输入以白银为主的外国商品，人们概括为“丝—银贸易”。





1580年（万历八年）以后，西班牙的马尼拉当局，为生丝、丝织品、棉布等中国商品找到了一条通往墨西哥的贸易航路——太平洋丝绸之路，这就是驰名于历史，持续两百年之久，沟通菲律宾马尼拉与墨西哥阿卡普尔科之间的大帆船贸易。声名远扬的“马尼拉大帆船”，运去的是以丝货为主的中国商品，运回的是墨西哥银元。





根据他的研究，16世纪中期至17世纪中期，美洲生产的白银30000吨，日本生产的白银8000吨，最终流入中国的白银达到7000吨至10000吨，约占世界白银产量的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有的学者认为，通过贸易渠道，全世界白银的一半最终流入中国。





朝廷权衡利弊得失之后，批准了这个建议。在东南沿海的港口，设立海关，向从事对外贸易的商船征收关税，使得“私贩”转化为“公贩”，走私贸易转化为合法贸易。





1580年代至1590年代，中国商人运往马尼拉的商品，排在首位的是生丝、绸缎，其次就是棉布、夏布。





其实，中国的徽州海商，早已从宁波走私棉布前往日本。





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说：“中国知识线与外国知识线相接触，晋、唐间的佛学为第一次，明末的历算学便是第二次。





裴化行神父在《利玛窦神父传》中说，16世纪的中国出现了一场文化伦理革命，其先锋“并不是出国考察者，因为谁也不能走出帝国之外去异邦寻求这些新科学，他们只是译者或编者，是他们让读者得以接触外来的著作”。





崇祯五年（1632）浙江宁波的天主教徒朱宗元把中国与欧洲相比较，感慨系之：“天载之义，格物之书，象数之用，律历之解，莫不穷源探委……则我中土之学问不如也”；“自鸣之钟，照远之镜，举重之器，不鼓之乐，莫不精工绝伦，我中土之技巧不如也”；“土地肥沃，百物繁衍，又遍贾万国，五金山积，我中土之富饶不如也”。





崇祯六年（1633）春，复社在苏州虎丘举行大会，盛况空前，陆世仪《复社纪略》写道：“先期传单四出，至日，山左、江右、晋、楚、闽、浙，以舟车至者，数千余人。大雄宝殿不能容，生公台，千人石，鳞次布席皆满，往来丝织。游于市者，争以复社会命名，刻之碑额。观者甚众，无不诧叹：以为三百年来从未一有此也！”

第一章 “海禁—朝贡”体制的突破



宁波的宾馆叫做“安远”，泉州的宾馆叫做“来远”，广州的宾馆叫做“怀远”，一概带有居高临下的口吻——安抚与怀柔。





日本学者檀上宽的《明初的海禁和朝贡》指出：从本质上来说，朝贡制度是把中国国内的君臣关系扩大到周边诸国，把国内的政治统治照搬到周边诸国。伴随着朝贡的交易方面的经济利润是次要的，中国方面的“出超”是常态。明朝要求周边国家呈献的贡物是简素化的，它所强调的是朝贡的政治礼仪；与贡物相比，明朝皇帝的“回赐”数量是巨大的，往往是贡物的数倍，并且对朝贡国的附带品实施免税的恩惠。对于明朝方面而言，通过朝贡关系，确立东亚“礼的秩序”，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永乐中，数有事于西洋，遣中使以舟师三万，赍金帛谕赐之，随使朝贡者十有六。

二 日本的朝贡关系与宁波争贡事件



“给事中夏言上言：‘祸起于市舶’，礼部遂请罢市舶。而不知所当罢者市舶太监，非市舶也。

三 海上走私贸易与海禁政策的较量



非法的商舶贸易日趋兴旺，有利可图，引起市舶太监的垂涎，地方当局与市舶太监之间权利争夺随之展开。市舶太监利用权势，不按规矩办事，导致原有的制度不断崩坏，形同虚设。他列举了广东市舶太监韦眷违法乱纪的事例，来加以证明。





不但海上贸易的商人对他不满，而且与海商关系密切的势家乃至士大夫，也对他极为反感。官至大理寺正的漳州府同安县人林希元，就是一个显例。他的家族至少有五艘大船，打着渡船的幌子，进行走私贸易，地方官既畏惧又厌恶，却无可奈何。[插图]朱纨了解到这一情况，在奏疏中点名揭发林希元。许重熙说：“（朱）纨严于任事，海道为之肃清，奏曰：‘今不依臣区处，十年后，国皆倭贼矣！时通番皆宦家子姓，而林希元以讲学窃名，其家尤甚，厚赂阁臣，必欲败（朱）纨。'”





徐光启说得好：“朱秋厓纨，清正刚果，专以禁绝为事，击断无避，当时哗然。卒被论劾，愤懑以死，至今人士皆为称冤。冤则冤矣，海上实情实事未得其要领，当时处置果未尽合事宜也。此如痈疽已成，宜和解消导之法，有勇医者愤而割去之。去与不去，皆不免为患耳。

四 嘉靖倭患的真相



嘉靖二十七年（1548），浙江巡抚朱纨派遣都指挥卢镗等突袭双屿港，一举覆灭所谓海贼老巢，生擒李光头、许栋，王直等收集余党，重整势力，把老巢移到金塘山（定海县西八十里海中）的烈港（即沥港），直到嘉靖三十六年（1557）被胡宗宪擒捕以前，东南海上全是王直的独占舞台。[插图]藤井宏还指出，王直是徽州盐商出身，后来为日本人当经纪人，是货物贸易的中介者，在双屿、烈港开辟走私市场。他借助闽广海商的实力称雄浙海，遭官军打击后，在日本平户建立根据地，建都称王，部署官属，控制要害，形成了以“徽王”王直为中心的徽浙海外贸易集团，把徽州海商的海外贸易活动推进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鼎盛阶段。





唐文的主旨是阐明这样一个观点：正是徽州海商和其他海商的走私贸易冲破了明王朝的海禁，把江南与世界市场联系起来了，从而造成了江南社会经济的一系列连锁反应。





江南人对于嘉靖大倭寇的记忆，居然来自一个叫做萧显的中国人。嘉靖三十二年（1553），明朝官军进攻烈港，把王直驱逐出浙江的据点，使得王直的海上势力一时瓦解，由于缺乏补给，一部分人冒险登陆松江府的柘林，其中一个叫做萧显的人尤为桀骜狡猾，当时人这样描述他：“率劲倭四百余人，攻吴淞、南汇所，俱破之，屠掠极惨。分兵掠江阴，围嘉定、太仓。”吴大昕说：“萧显这次的冒险，开始了嘉靖大倭寇的时代，也烙印了江南人对大倭寇的记忆。”





那么这些雇募而来的真倭充当什么角色呢？一是用他们来对付官军，二是用他们来混淆视听。请看胡宗宪的幕僚郑若曾的说法：“海商初不为盗，然盗由商起，何也？许二、王直辈通番渡海，常防劫夺，募岛夷之骄悍而善战者，蓄于舟中。”





近闻里中一男子，自昆山为海寇所获，凡没于贼五十日而出，归语；海寇大约艘凡二百人，其诸酋长及随从，并闽及吾温、台、宁波人，间亦有徽人，而闽所当者什之六七。所谓倭而椎髻者，特十数人焉而已。此可见，诸寇特挟倭以为号而已，而其实皆中州之人也。





倭患最严重的嘉靖三十一年到三十四年，先是海商转而为寇，继之各行各业随之为寇，沿海的黠夫与松江的良户也从而为寇，到了后来四方云集，鱼龙混杂，形势愈发严重。

五 王直之死与海禁的开放



浙江巡按御史王本固极力反对招抚，扬言胡宗宪收受王直等金银数十万的贿赂，为之请求“通市贷死”，一时江南人心汹汹。胡宗宪大为恐惧，追还“擒获海寇汪直”疏稿，立即销毁，另写一份措辞完全不同的奏疏，强调：“直等实海氛祸首，罪在不赦，今幸自来送死，实藉玄庇，臣等当督率兵将殄灭余党，直等惟庙堂处分之。”





迫于舆论压力，胡宗宪为了自保，违背先前的诺言，向朝廷提请处死王直。嘉靖三十八年（1559）十一月，他上疏朝廷，声称王直等“勾引倭夷，肆行攻掠，东南绎骚，海宇震动，臣等用间遣谍，始能擒获，乞将王直明正典刑，以惩于后。叶宗满、王汝贤姑贷一死，以开来者自新之路。”三法司不同意宽恕叶、王二人。最后由皇帝作出裁决，支持胡宗宪的提议：王直就地斩首示众，叶宗满、王汝贤姑贷不死，永远戍边。





早在几年前，户科给事中杨允绳就已指出，东南的海寇与北方的边患不同：“北边所患胡也，若海寇则十九皆我中华之人，倭奴特所勾引驱率者耳。患在胡，则事重于攘外；患在中华之人，则事重于内修。”他所说的“内修”，直指官场的腐败：





“迨隆庆年间，奉军门涂（泽民）右佥都御史议开禁例，题准通行，许贩东西诸番，惟日本倭奴素为中国患者，仍旧禁绝。二十余载，民生安乐，岁征税饷二万有奇，漳南兵食借以充裕。”





海澄县番商李福等连名上诉：本县僻处海滨，田受咸水，多荒少熟，民业全在出海贸易，赋役也都仰给于此。往年海禁严绝，人民倡乱，幸蒙建县通商，数十年来，饷足民安。近因倭寇进犯朝鲜，庙堂为防奸人接济硝黄，通行各省禁绝商贩出海，因而贻祸海澄县商贩引船百余只，货物亿万计。生路阻塞，商者倾家荡产，从业者束手断餐，阖地呻嗟，坐以待毙。





隆庆元年（1567）福建巡抚题准的“许贩东西诸番”，具体是指在漳州府的月港开放海禁，允许民间商人出海往东西二洋贸易。与之配套的是，把月港镇升格为海澄县，在此设立海关（当时称为督饷馆），对进出口货物征收关税（当时称为商税），

而广东地方当局似乎更早认识到这一点，在民间海外贸易方面采取逾越海禁的灵活政策，这就是所谓“广中事例”。当年王直接受招抚时所写的《自明疏》，就明确提出，在浙江沿海采用“广中事例”：“如皇上仁慈恩宥，赦臣之罪，得效犬马微劳驰驱，浙江定海外长涂等港，仍如广中事例，通关纳税，又使不失贡期。”[插图]可见“广中事例”的本质就是“通关纳税”，变私贩为公贩。





广东的情况有一些特殊，澳门已经成为葡萄牙的通商口岸，不在海禁政策制约的范围。因此广东籍官员庞尚鹏提议，不再纠缠于“禁”与“通”的争论，而是提出管理措施：“自后番舶入境，仍泊往年旧澳，照常贸易。无失其关市岁利。





李庆新说：“明中叶广东海外贸易制度转型，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商舶‘抽分’的出现以及税收结构的改变，区分贡舶、商舶已经没有太大意义；二是葡萄牙人在争议声中最终获允在澳门居留贸易，澳门与广州形成广东贸易管理体系的‘二元中心’结构；三是一些新贸易组织的出现。时人把这些新制度称为‘广中事例’。

第二章 卷入全球化贸易的浪潮



《全球化：来龙去脉》中，对“全球化”作出了具有历史纵深感的分析：“全球性因素是指世界处于洲际层次上的相互依存的网络状态。这种联系是通过资本、商品、信息、观念、人员、军队，以及与生态环境相关的物质（如酸雨、病原体）的流动及其产生影响而实现的。”“我们认为，全球性因素是一种古已有之的现象。而全球化，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是指全球因素增加的过程。”

一 新航路发现与葡萄牙人东来



16世纪初，葡萄牙人占领了印度西海岸的贸易港口果阿（Goa）、东西洋交通咽喉马六甲（Malacca，《明史》称为满剌加），以及号称香料群岛的美洛居群岛（Moluccas Islands）





葡萄牙人从1524年起，在中国东南沿海闽浙一带进行贸易，他们活动的地域——宁波外海的双屿岛，是远近闻名的走私贸易据点。它孤悬海外，岛民早在明初已经内迁，长期无人居住，极有利于走私贸易。许栋（许二）、李光头（李七）、王直等，以此为据点，进行走私贸易。葡萄牙人贸易之余，在那里栖息越冬，许栋、王直从葡商手中买进各种番货，转手倒卖，还从他们那里购买先进的武器，装备自己的船只，用来对付官军。





这种繁荣状况仅仅持续了几年，嘉靖二十六年（1547）朱纨巡抚闽浙，为了消除倭患，调集军队把双屿岛的走私贸易据点彻底捣毁，随后又有漳州的走马溪之战，葡萄牙商人不得不从浙闽沿海退回到广东。





从1557年（嘉靖三十六年）开始，葡萄牙人在澳门搭建住房，营造村落，为长久定居之计。到了1562年，澳门成为葡萄牙人在中国的唯一居留地，定居人口包括大约900名葡萄牙人，几千名从非洲、东南亚掠买来的奴隶，以及4000名中国商民。





这个地方，隶属于驻扎在果阿的葡萄牙印度总督，由每年从印度前往中国、日本的中日贸易船队司令管辖。每年五六月间，这支船队从印度启航前往澳门，在那里停泊十个月或一年，购入大量的中国货物，等候下一个季风，于第二年六月至八月有澳门驶往日本。澳门成为重要的贸易中转港。

二 以澳门为中心的全球化贸易



1557年葡萄牙人在中国的澳门获得了一个可靠地基地，1571年在日本的长崎得到了另一个基地。此后，这一获利颇丰的贸易便达到其鼎盛时期。正是在葡萄牙东方贸易蓬勃发展的大背景下，澳门从1580年代进入了繁荣的黄金时代，一直持续达半个多世纪。广东巡按御史庞尚鹏说：“近数年来，（夷人）始入濠镜澳筑室居住，不逾年多至数百区，今殆千区以上，日与华人相接，岁规厚利，所获不赀。故举国而来，负老携幼，更相接踵。今夷众殆万人矣。”





到1635年，澳门已经号称“东方第一商埠”，在这里出现了中国最早的西式洋房、医院、学堂、教堂，以及早期的火炮、船舶、钟表的制造工业，都是在澳门开始的。

每年五六月间，他们乘坐中日贸易船队司令指挥的大帆船，顺着夏季的西南季风，从果阿启航。这种大帆船载重量为600—1600吨，载客量为500—600人，船上装载胡椒、苏木、象牙、檀香等印度特产，以及产于美洲经里斯本辗转运来的白银货币。在抵达澳门的近一年时间里，他们把船上装载的白银和货物，都换成中国的生丝、丝绸、黄金、铅、锡、水银、糖、麝香、茯苓、棉纱、棉布等货物。第二年初夏，他们乘着季风前往日本。起初入泊于平户、横濑浦、福田浦等口岸，从1570年开始，长崎成为葡萄牙对日贸易的固定商埠。在日本，他们把生丝、丝绸、黄金等中国货以高昂的价格迅速脱手，然后带着大量日本白银与少量日本货，乘着同年秋天的季风返回澳门。抵达澳门后，他们用日本白银大量收购中国生丝、丝绸、瓷器以及其他商品，在第三年秋天，乘着季风返回印度果阿。这样形成的每一个环节：果阿—澳门，澳门—长崎，长崎—澳门，澳门—果阿，都可以赚很多钱，整个过程可以赚取十多万块金币（相当于十多万西班牙银币比索）。





17世纪初，日本的生丝总需求量约为三四十万斤，几乎完全仰赖葡萄牙人从中国运来。由于明朝严厉打击倭寇，中国与日本之间的走私贸易趋于断绝，从澳门前往日本的葡萄牙商船独占了与日本的贸易，因而被称为长崎贸易的独占时代。





“远程贸易肯定创造出超额利润：这是利用两个市场相隔很远，供求双方互不见面，全靠中间人从中撮合而进行的价格投机。”

三 尼古拉·一官与“海上马车夫”



“尼古拉·一官”何许人也？其实他就是明末清初声名显赫的郑芝龙——闽粤沿海和台湾海上贸易集团的首领。由于他会讲葡萄牙语，充当外商的代理人，接受了基督教的洗礼。Nicolas Iquan这个名字有一半是“洋”的，即尼古拉，是教名；另一半则是“土”的，即他的小名一官的译音（当地人习惯把排行第一的儿子叫做一官），因此西方史籍称呼郑芝龙为“尼古拉·一官”。

所谓Andrea Dittis就是泉州海商李旦，而Captain Whow就是李旦的兄弟华宇。李旦的大弟华宇以长崎为据点，他的二弟二官（Niquan）以平户（今长崎县平户市）为据点，三弟则在老家泉州策应，形成一个海上贸易网。

1624年，李旦的部下海澄人颜思齐、南安人郑芝龙，堂而皇之率领部众前往台湾。天启五年（1625）颜思齐在台湾病死，郑芝龙被推为首领。就在这一年八月，李旦死于日本平户，郑芝龙巧妙地接收了李旦庞大的资产和船队，成为天启、崇祯年间东南沿海的海上霸主。他凭借自己的制海权，向航行于中国东南沿海的商船发放“通行证”，确保他们的航行安全，由此获得可观的收益。

郑氏兄弟三人，他排行第一，所以小名叫做一官，弟弟芝虎、芝豹就是二官、三官。当时的澳门已经成了葡萄牙的殖民地，拥有三个教会，一所贫民医院和一个仁慈堂，大约有五千多基督徒。在这样的氛围下，郑芝龙接受了基督教的洗礼，取教名尼古拉（Nicolas）。以后他随母舅黄程前往日本，受雇于早已发财致富的中国商人李旦。

大约在1621年（天启元年）或1622年抵达平户不久，郑芝龙和姓田川的日本女子结婚，生下了儿子郑森，也就是日后鼎鼎大名的郑成功。

王赓武认为：“郑芝龙之所以能将其庞大的海上势力统领在一起，靠的是军事上和外交上的技巧，靠的是成功的贸易活动，更重要的是依靠其大家族和忠实的闽南同乡的支持。”

1581年，荷兰脱离西班牙而独立，并于1588年成立共和国，随即开始了向海外扩张的步伐，与葡萄牙、西班牙争夺殖民地。17世纪的荷兰已经号称“海上霸主”，缔造了经济繁荣的“黄金世纪”。

1602年，在官员和贵族的仲裁下，荷兰的各公司终于组成了统一的“联合东印度公司”，这就是在远东显赫一时的荷兰东印度公司的由来。国会为东印度公司颁发了一份“自好望角以东至麦哲伦海峡整个地域”的贸易特许状，使它获得了贸易垄断权，有权经营东至日本西至波斯湾大片海域的贸易。

如果不能攻占澳门，就应该去占领澎湖和台湾。后来的事态正是这样发展的。1622年，荷兰舰队攻击澳门的战争以失败而告终。此后，荷兰人试图占据澎湖列岛，没有成功；便以台湾作为立脚点，在此与中国商船进行贸易。荷兰历史学家约尔格写道：1624年，荷兰人在台湾的安平设立商馆，以后又在淡水、鸡笼（基隆）设立货栈。台湾很快发展成为荷兰进口中国产品的固贸易基地，之后迅速成为中国和日本之间的贸易中转港。

四 “马尼拉大帆船”与太平洋丝绸之路



由于1545—1548年间发现了墨西哥和秘鲁丰富的银矿，西班牙人暂时把菲律宾搁置一旁。

1569年，西班牙王室驻菲律宾群岛的代理商从宿务岛写信给西班牙国王，报告葡萄牙人与中国、日本的贸易，是迄今为止所见到的规模最大利润最丰厚的贸易。[插图]1570年，黎牙实比致函西班牙的墨西哥总督，指出：如果把贸易中心放在马鲁古群岛，那么宿务岛作为基地是可取的；如果把贸易中心转向中国沿海，那么最好把吕宋岛作为基地。基于这一考虑，黎牙实比攻占了吕宋岛，在巴石河畔建立了一个以耶稣的名字命名的城市，就是后来的马尼拉。[插图]黎牙实比怂恿国王尽快把马尼拉作为殖民地，因为它的地理位置十分理想，便于同日本、中国、爪哇、婆罗洲、香料群岛进行贸易。

王望高根本没有在菲律宾参战，却向福建巡抚谎称在菲律宾临阵督战，并对每名士兵赏赐400两银子。又如：王望高要求西班牙总督证明林凤已被杀死，并设法寻找一个人头冒充林凤首级，遭到西班牙总督拒绝。再如：王望高把随船带来的一部分丝织品、棉织品等赠送给西班牙总督、司令官、队长及军士，其余物品一律高价出售，作了一笔假公济私的生意。

前往吕宋经商的中国人，1571年不过一百五十名，1588年增长为一万名，1603年三万名。而在那里的西班牙人不过区区一千名，两者的对比意味深长。西班牙殖民者既仰赖华商源源不断运来的生丝、丝织品，又担心难以控制，处心积虑地在马尼拉的巴石河南岸，划定一个华人集中居住地区，以便强化管制。在商言商，西班牙商人难以和中国商人竞争，正如一位学者所说：“华商一直是这个国家最成功的商人……起初，西班牙商人试图与华商竞争，但是他们很快就对更加精明、更加节俭和更加坚忍不拔的华人甘拜下风。华人在事业中保持低生活水平，从而他们能够用较低的售价挤垮他们的大部分竞争者。”

航行于太平洋上的马尼拉大帆船，属于总的船队的一部分，大约将近两年往返于阿卡普尔科与马尼拉一次。西班牙商人在菲律宾群岛，除了与岛上的土著人交易外，主要致力于同中国乃至印度进行广泛的交易，因此可供运回墨西哥的货物十分丰富，包括中国的生丝、丝绸、瓷器，印度的细棉布、蜜蜡、宝石。船队抵达阿卡普尔科以后，就在当地举办盛大的集市，来此交易的，有带去土产品的印第安人，还有来自墨西哥城和秘鲁利马的西班牙商人。

中国的纺织品还由马尼拉大帆船运销到西属美洲殖民地。早在16世纪末叶，中国棉布就在墨西哥市场上排挤了西班牙货。原因很简单，因为中国货价廉物美，所以印第安人和黑人都用中国货，而不用欧洲货。中国丝绸就更为畅销了，正如严中平所说：中国对西班牙殖民帝国的贸易关系，实际上就是中国丝绸流向菲律宾和美洲，白银流向中国。

月港最为引人注目，因为走私贸易——当时称为“贩夷”、“贩番”或“贩洋”，使得这个小镇成为“人烟辐辏”、“商贾成聚”的商港，号称“小苏杭”。

有人把月港称之为皇帝的小金库：“自穆庙（隆庆）时除贩夷之律，于是五方之贾熙熙水国，刳刳艅艎，分市东西路……而所贸金钱，岁无虑数十万，公私赖之，其殆天子之南库也。”

到了1632年、1633年、1640年，中国与马尼拉的贸易中断，原因是马尼拉的华人在贸易上所占的优势，使西班牙当局感到不安，不断制造排华事件，据说有37000华人在马尼拉郊区遇害。但是这种中断是暂时的，因为西班牙人无法直接和中国大陆开展贸易，所以动荡一过，中国沿海商船前往马尼拉贸易又得以恢复。

五 贸易顺差与巨额白银流入中国



无可否认，日本白银对这一时期中国有很大的影响，至少可以解释1560至1570年代庞尚鹏和海瑞为什么在浙江与福建实行一条鞭法。由于1567年政府放松海上贸易的控制，长崎贸易、马尼拉贸易的繁荣，使得1577年进入太仓的白银一跃而成为1560年代最高纪录的两倍。

第三章 江南市镇：多层次商品市场的繁荣



由于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兰人、日本人全面介入中国的对外贸易，把原先主要面向国内市场的商品生产，转化为同时兼顾国内和国外两个市场。

一 江南经济的高水平发展



陆游《常州奔牛闸记》说：“而吴中又为东南根柢，语曰：‘苏湖熟，天下足。'”宋朝时出现的“苏湖熟，天下足”的现象，似乎是当时人普遍的看法，范成大《吴郡志》就有和陆游一样的说法；高斯得《宁国府劝农文》说得更为深刻，他在分析两浙路的水稻高产区时说：“上田一亩，收五六石。故谚曰：‘苏湖熟，天下足。’虽其田之膏腴，亦由人力之尽也。”高斯得强调的是“人力之尽”，即精耕细作，高度集约化经营，显然和人口增加有着密切的关系。





美国经济学家珀金斯（Dwight H.Perkins）《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采用英国人类学家埃斯特·博塞勒普（Ester Boserup）所总结的一个模式：人口增长是人类历史上农业发展（也就是集约化）的主要动力。从多年一收的刀耕火种农业，发展到一年三收的水稻经济，就是一个由于人口因素而集约化的例证。他认为，人口增长是传统农业从粗放到集约化的动力，人口增长决定了农业生产率的提高。





宋金对峙时期，北方人民大量南迁，形成第三次移民浪潮，大约有500万北方移民迁入并定居于江南地区，为江南农业集约化经营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南宋政府为了维持与北方政权的对峙局面，必须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劝农政策成为当务之急。当时大批农书、劝农文陆续刊印，陈旉《农书》与楼寿《耕织图诗》的流行，决非偶然。在这种情况下，“苏湖熟，天下足”的形成，便不足为奇了。





农业生产格局由先前的粮食作物为主，改变为经济作物为主，使得原先的“粮仓”逐渐转化为缺粮区。与此同时，另一个新的“粮仓”正在悄悄形成，那就是长江中游的湖广地区。大约在15世纪，湖广作为“天下粮仓”已成定局，所产粮食沿着长江而下，源源不断供应江浙各地。于是，“湖广熟，天下足”的格局，取代了“苏湖熟，天下足”的格局，形成了一个划时代的变化。





15世纪中期，湖广成为全国粮仓，“湖广熟，天下足”已成定局。





晚明苏州地方官黄希宪说：“吴中五方杂处，日食甚繁……吴所产米原不足供本地之用，若江广（江西、湖广）之米不特浙属藉以济运，即苏属亦望为续命之膏。”[插图]同时代人吴应箕的话可以作为一个旁证：江南“地窄人稠，半仰食于江、楚、庐、安之粟”[插图]。也就是说，江南所需的粮食的一半是从湖广、江西及皖南运来。





正如雍正年间浙江巡抚程元章所说：“杭嘉湖三府属地，地窄人稠，民间多以育蚕为业，田地大半植桑，岁产米谷，除办漕外，即丰收之年尚不敷民食，向藉外江商贩接济。”





与杭嘉湖三府属地“田地大半植桑”相类似，苏松二府属地的棉作区耕地大半用来植棉，一般棉作区的比例大多是“棉七稻三”（例如松江府、太仓州），亦即“三分宜稻七分宜棉”，有的地方（例如嘉定县）甚至“专种棉花”，“不产米”。这一地区仰给于外地粮食的程度似乎更胜一筹。





苏州府的赋税占全国赋税总额的将近十分之一，苏松常嘉湖杭六府的赋税占全国赋税总额的五分之一至四分之一；而苏、松二府的赋税分别名列全国的第一位与第二位。

二 晚明：江南市镇的迅猛发展时代



从发展经济学的观点来看，传统社会的经济发展大体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传统农业扩张式发展，即以扩大耕地面积来谋取发展；第二阶段是农业的商品化与专业化阶段，不再依赖外延式的发展，而是谋求内涵式的发展；第三阶段是工业化阶段。明代的江南已经超越了第一阶段，进入第二阶段，并且向第三阶段迈进。市镇经济的蓬勃繁荣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





弘治《吴江县志》记载了四镇二市：平望镇、黎里镇、同里镇、震泽镇、县市、江南市。嘉靖《吴江县志》记载了四镇十市，也就是说，几十年间新增了八个市。四个镇依然是平望镇、黎里镇、同里镇、震泽镇；十个市除了原先的县市、江南市，新增了八斥市、双杨市、严墓市、檀丘市、梅堰市、盛泽市、新杭市、庉村市。到了清朝初年，新增了三个镇，所以在康熙《吴江县志》中是七镇十市：平望镇、黎里镇、同里镇、震泽镇、盛泽镇、芦墟镇、章练塘镇、县市、江南市、新杭市、八斥市、双杨市、严墓市、檀丘市、梅堰市、庉村市、黄溪市。[插图]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盛泽由一个村落升格为市，再由市升格为镇，一举成为吴江县以及邻近地区绫绸集散中心，最典型地显示了吴江县经济成长的轨迹。





2002年，台湾学者范毅军的论文《明中叶以来江南市镇的成长趋势与扩张性质》，对苏州府、松江府市镇的数量增长进行了细致的研究。





但是有些“市”，规模虽小，经济地位却十分显赫。例如：吴县的月城市，号称“各省商贾所集之处”，“又有南北濠、上下塘，为市尤繁盛”[插图]。又如长洲县的枫桥市，“与阊门相属”，“为储积贩贸之所会归”，“为水陆孔道，贩贸所集，有豆米市”，是长江三角洲最大的粮食集散中心。再如长洲县的山塘市，“储积商贩亚于枫桥，而川广诸货骈集焉”，这就是著名的“虎丘山塘”，街长七里，故有“七里山塘”的美誉。





乌青镇规模之宏大，经济之繁荣，可以和湖州府城、嘉兴府城相媲美，所以说“宛然府城气象”。嘉靖、万历时期，乌青镇充分发挥经济发达交通便利商贾云集的有利因素，成为居民万户的特大型市镇，管辖它的乌程县、桐乡县的县城根本无法望其项背。





兴起于南宋的南浔镇，由于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经济优势，很快成为与乌青镇并驾齐驱的特大型市镇。它是江南市镇中唯一有城墙建筑的，元末张士诚占据此地时，在镇四周修建城墙，周长一千多丈，高三丈，宽一丈。明朝建立后，皇帝下令拆毁南浔城墙，以其砖石修筑苏州城墙。但是城墙基址尚存，周长三里，成为南浔镇的古迹——“吊桥”、“城隍上”、“太尉城”。





江南市镇的优势在于它是一个“网络”，而不是孤立的“点”。发达的市镇网络，把各个市镇联成一体，发生密切的经济联系。





由于盛泽镇及其周边地区丝织业发达，本地所产蚕丝不能满足，镇上丝行大多向邻近市镇采购。沈云《盛湖杂录》说：“东则嘉善、平湖，西则新市、洲钱、石门、桐乡，南则王店、濮院、新篁、沈荡，北则溧阳、木渎，由丝行趸买，分售机户。”[插图]如果没有一个完善的市镇网络，是难以想象的。





市镇的基础在四乡农村，与四乡农村的产业有着密切的关系，与农业经济的商品化程度不断提高有着密切的关系，与家庭手工业的专业化，或者说早期工业化有着密切的关系。由于各地的地理状况、产业结构有所不同，所以市镇普遍呈现出不同的专业化色彩。

三 丝绸业市镇的分布及其特色



震泽镇四乡，居民以蚕桑为业，农家精于缫丝，所缫之丝较他处更为光白，细的可为纱缎经，俗名经丝；稍粗的多用来织绫，俗名绸丝。





在丝绸业市镇上出现了一雇佣劳动为特征的手工作坊——机坊。乾隆《吴江县志》谈到绫绸业发展状况时指出：明代成化、弘治以后，“土人（指吴江本地人）亦有精其业者，相沿成俗，于是盛泽、黄溪四五十里间，居民乃尽逐绫绸之利，有力者雇人织挽，贫者皆自织”。





与盛泽镇比邻的黄溪市，“雇人织挽”也蔚然成风，不仅形成“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的雇佣关系，而且形成了固定的劳动力市场，有一技之长的机工，每天清晨“立长春、泰安二桥，以待雇织，名曰走桥，又曰找做”。生意繁忙时，机户为了招徕机工，往往百般迁就，“每逢节候，肴馔必更丰焉”；佣工“或食无兼味，辄去而他适”。到了生意萧条时，机坊减少雇工，劳动力过剩，那些“无人雇织”者，往往衣食无着，“沿途求乞以为常”。





“典当司柜，多徽州人；成衣、木局，多宁波人；镊工，半句容人；银匠，多绍兴人；漆工，多江西人”。

四 棉纺织业与棉布业市镇



闽广多种木棉，纺纱为布，名曰吉贝。松江府东去五十里许，曰乌泥泾，其地土硗瘠，民食不给，因谋树艺，以资生业，遂觅种于彼。木棉，宋时乡人始传其种于乌泥泾，今沿海高乡多植之。（上海）邑产棉花自海峤来，初于邑之乌泥泾种之，今遍地皆是。





乌泥泾人黄道婆早年流落到海南岛崖州，学习了当地黎族的棉纺织技术，于元成宗元贞年间（1295—1297）返回故里乌泥泾，带回了当地的棉纺织技术，正如陶宗仪所说，她教农家妇女“仿造扞、弹、纺、织之具，至于错纱、配色、综线、挈花，各有其法。”[插图]成果是十分明显的。当地人王逢回顾道：“（黄道婆）躬纺木棉花，织崖州被以自给，教他姓妇不少倦。未几，被更乌泾名天下，仰食者千余家。”





从松江府各县到苏州府所属的嘉定、太仓、常熟等地，都是“三分宜稻，七分宜木棉”的地区。[插图]明初上海县人顾彧《竹枝词》唱道：平川多种木棉花，织布人家罢缉麻。昨日官租科正急，街头多卖木棉花。





乡民多恃布为生。往时各省布商，先发银于庄，而徐收其布，故布价贵。贫民竭一日之力，赡八口而有余。





种植棉花的收益是种植水稻的将近两倍。





淞南好，耕织不辞劳，刷布经车沿街走，收花灯竹插檐高，辛苦利如毛。





万历时的于慎行说：“吴人以织作为业，即士大夫家多以纺绩求利。其俗勤啬好殖，以故富庶。而可议者如华亭相在位，多蓄织妇，岁计所绩，与市为贾。”[插图]于慎行言简意赅地揭示了这一地区的新气象，一是“以织作为业”；二是“士大夫家多以纺绩求利”，甚至堂堂内阁首辅徐阶家族也“以纺绩求利”，“与市为贾”，卷入市场的商业浪潮之中。





外地客商，主要是徽州商人、晋陕商人、闽粤商人等，挟带巨额资金，前来收购棉纺织品，带动了市场的活跃，是棉布业市镇日趋繁荣的经济动力。





前明标布盛行，富商巨贾操重资而来市者，白银动以数万计，多或数十万两，少亦以万计，以故牙行奉布商如王侯，而争布商如对垒。





正德《松江府志》所说的“天下第一”的品牌有：精线绫、三梭布、漆纱方巾、剪绒毯等。崇祯《松江府志》所说的“尤尚精敏”的品牌有：三梭布、云布、标布、官布、飞花布、织花绒布、尤墩布、紫花布等。





早在十八世纪的三十年代，英国东印度公司已经开始购运“南京棉布（Nankeen）”。南京为清代江苏省治，两江总督驻在那里，可以说是江苏的代表，故外人称江苏出产的棉布为南京棉布。在鸦片战争后不久，一个在上海附近考察的英国植物学者也说：“在上海附近种植的棉花，名曰南京棉花，用它纺织成的棉布，叫做南京棉布。

五 经济高度成长与奢侈习俗风靡



另一位嘉靖、万历时人王士性说得更妙：“苏人以为雅者，则四方随而雅之；俗者，则随而俗之……海内僻远皆效尤之，此亦嘉、隆、万三朝为盛。”





该志书编者引用清初余起霞的话来证实这一点：“吾乡习尚日异月新，余幼时见亲朋宴集，所用不过宋碗，其品或四或六，其味亦只鱼虾鸡豕；婚娶盛筵果单，实以枣栗数枚而已。自后，宋碗变为宫碗，宫碗又变为水盘，水盘又变为五簋十景九云锣。其中所陈，穷极水陆。一席所费，可作贫家终岁需矣。往时及见里中素封之家，所服不过褐苎而已，今则绸不足而纱之，纱不足而缎之，缎不足而绫之、锦之，甚且袭以银鼠、褐以紫貂。一帽也，倏而昂其顶，倏而广其檐。一履也，俄而镶其面，俄而厚其底。如是者谓之时人，否则，群以村汉目之。举世滔滔，莫知所自始，亦莫究其所终。”





“有千万人之奢华，即有千万人之生理”





江南市镇的奢侈并没有导致资本主义，却名副其实地使传统经济转型为市场经济。这是另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彭慕兰（Kennerh Pomeranz）在《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的发展》中文版序言中说，他很赞同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对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之间作出的区别：18世纪的清代中国非常肯定已经出现了“市场经济”，相对而言，当时的中国几乎没有出现“资本主义”。何其独到的见解！不过我想补充一句，这种市场经济早在晚明的江南已经出现了。

六 余论



英国计量经济学家麦迪森（Angus Maddison）出版了《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年》、《世界经济千年史》，他的结论是：公元1000年，中国的GDP占世界GDP总量的22.7%，1500年占25%，1600年占29.2%，1700年占22.3%。而1600年欧洲各国的情况是：法国占4.7%，意大利占4.3%，德国占3.8%，英国占1.8%；1700年，法国占5.3%，意大利占3.9%，德国占3.7%，英国占2.9%。





他的创造性在于，把中国与欧洲比较，把江南与英格兰比较。中国与欧洲大小相当，中国有先进的江南，也有落后的西北；欧洲有先进的英格兰，也有落后的塞尔维亚。1750年的长江三角洲，有人口3100—3700万，相当于一个欧洲国家，其经济发达程度，可以与英格兰比较研究。





欧洲工业革命发生之前，中国尤其是长江三角洲的经济，并不比欧洲尤其是英格兰的经济落后；工业革命发生以后，欧洲尤其是英格兰的经济迅猛发展，而中国没有发生工业革命，于是就落后了。这就是他所说的“大分流”，分界点就是工业革命。

第四章 思想解放的潮流



李卓吾曰：‘吾熟读烂时文百余首，进场时做一日誊录生，便高中矣。’此虽戏言，委是实录。

“稍长，复愦愦，读《传》《注》不省，不能契朱夫子深心。因自怪，欲弃置不事。而闲甚，无以消岁日，乃叹曰：‘此直戏耳。但剽窃得滥目足矣，主司岂一一能通孔圣精蕴者耶？’因取时文尖新可爱玩者，日诵数篇，临场得五百。题旨下，但作缮写誊录生，即高中矣。”

这种融合‘往好处说是鼓励人们去关心只言片语、孤立的细节、无关紧要的东西；往坏处说则导致死记硬背、照本宣科而不追求意义和价值的习惯’。一旦朱熹广博的道德形而上学被转变成纯经院形式，‘批判精神、创造性思想、道德目的和活力就逐渐消失了’。

“毫无疑问，朱熹的本意与这种高度程式化选拔官员的形式毫无关系。然而，随着这个常规化和标准化的过程形成强势，他原本要洞察人生设计，达到道德自我意识与思想和价值的外在把握的微妙平衡，后来却淹没在一套死记硬背、掌握经典外在化的说教中。读书成了追求社会上进的功利性的工具，追求知识变成了要求机械地吸收诗文的形式。”

二 王守仁：“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

“‘乡愿’以忠信廉洁见取于君子，以同流合污无忤于小人，故非之无据，刺之无刺。然究其心乃知忠信廉洁所以媚君子也，同流合污所以媚小人也，其心已破坏矣，故不可与入尧舜之道。‘狂者’志存古人，一切纷嚣俗染举，不足以累其心，真有凤凰翔于千仞之意，一克念即圣人矣。”





邓志峰把王守仁的昭雪，归功于“在朝王学”，他分析道：“在嘉靖后期南倭北虏、内忧外患纷至沓来的局面下，王门诸子的知兵倾向尤为世人瞩目。这一点又成了王学在政治上崛起的新的契机。在热衷军事的这一批人中间，徐樾、唐顺之、罗洪先，都是其中赫赫有名之辈……其他如三省总督胡宗宪，名将谭纶、戚继光、翁万达，都是王学的信徒或同情者。”又说：“在朝王学的重要人物包括欧阳德、聂豹、严讷、李春芳、李遂等一大批官运亨通之辈。在其中，堪称护法的领袖人物是嘉隆之际的内阁首辅徐阶，理论代表则是官至户部尚书的著名学者耿定向。”[插图]这样的分析是言之成理的。

第五章 西学东渐与放眼看世界的先进中国人



徐光启、李之藻与杨廷筠这样的士人成为入教受洗的中国教徒中官位最高者，也是学术成就最显著者，号称天主教在华三柱石。除三柱石以外，还有许多心性与知识皆是一流的知识分子接受了天主教教义”，“尽管教义的宣传花去了传教士的许多心思，但其效果未必会比辅助的传教方式更佳。更加吸引中国朝野的新知识显然不是基督教义而是西方的科学知识。”

一 耶稣会士东来：利玛窦的前辈



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有区别，也有内在的联系，他们都是14至16世纪破坏现存秩序的强大个人主义潮流的产物；两者都有着类似的经济背景——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资产阶级社会的产生；两者都有着回归早期根源的性质，即回到希腊、罗马的文学艺术成就，回到《圣经》和早期基督教的教义。





早期耶稣会的传教方法同天主教已有的模式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别，他们把人作为宇宙万物的中心，这是典型的文艺复兴思想。





耶稣会士进入中国，几乎都是通过被葡萄牙占据的澳门，把它作为耶稣会士向中国传播天主教的通道。1562年（嘉靖四十一年）澳门已有三座简陋的教堂，拥有600名天主教徒，隶属于马六甲教区。1567年，罗马教廷颁布谕旨，成立澳门教区，任命耶稣会士加内罗为第一任主教，负责远东地区的传教事务。

二 利玛窦神父的“本土化”传教活动



利玛窦总结了他的前辈在中国传教活动的经验教训，探索出一条新的道路——尽可能使天主教本土化。换句话说，尽力使得天主教教义与中国传统儒家学说相结合，即所谓“合儒”、“补儒”、“趋儒”。一言以蔽之，尽量中国化。他一度剃去头发，穿上僧服，后来接受瞿汝夔（太素）的建议，脱去僧服，换上儒服。他不惜修改教规，默认对祖先的崇拜，以《圣经》附会“四书五经”，因此博得中国士大夫的好感与崇敬。他深知士大夫在中国社会的地位和影响，要得到他们的信仰，自己必须首先熟悉儒学。在肇庆、韶州滞留的十五年中，他埋头钻研儒家经典，熟悉到过目不忘的程度，令士大夫大为惊讶，尊称他为“西儒利氏”。





万历二十九年（1601），湖广佥事冯应京所写的《刻交友论序》，把他的读后感概括为一句话：“东海西海，此心此理同也。”成为传诵一时的名言。





明神宗看了奏疏与贡品的反应，明朝官方文献似乎没有留下记录。而《利玛窦中国札记》说得很具体：“当皇帝看到耶稣受难十字架时，他惊奇地站在那里高声说道：‘这才是活神仙。’





尝为《山海舆地全图》，荒大比邹衍，言大地浮于天中，天之极西即通地底而东，极北即通地底而南，人四面居其中，多不可信。

三 西方科学文化的传播



后来利玛窦和中国的天主教学者徐光启、李之藻等人合作翻译西方的数学著作，据瑞尔说：“他们（指徐光启、李之藻）所掌握的数学知识远比他（指利玛窦）所懂得的丰富得多。”





利玛窦也作了一些迁就，中国以天下中央自诩，为了迎合这一偏见，他把子午线从全图中央向左移动170度，使中国正好出现在《坤舆万国全图》的中央。请看利玛窦自己的说法：“他们认为天是圆的，但地是平而方的，他们深信他们的国家就在它的中央。他们不喜欢我们把中国推到东方一角上的地理概念。他们不能理解那种证实大地是球形、由陆地和海洋所组成的说法，而且球体的本性就是无头无尾的。这位地理学家因此不得不改变它的设计，他抹去了福岛的第一条子午线，在地图两边留下一道边，使中国正好出现在中央。





现在中国出版的世界地图，中国位于地图中央，与其他国家出版的世界地图中国位于地图的最东面（即所谓“远东”）截然不同，就是沿用了利玛窦的发明。





“不用为用，众用所基”





有三至三能：似至晦，实至明，故能以其明明他物之至晦；似至繁，实至简，故能以其简简他物之至繁；似至难，实至易，故能以易易他物之至难。

“百年之后，必人人习之”

利玛窦和徐光启所首创的几何学名词术语，如点、线、直线、平面、曲线、四边形、多边形、平行线、对角线、直角、钝角等等，一直沿用至今。

明朝使用的《大统历》，是对元朝的《授时历》稍加改动而成的，受科技水平的限制，推算日食、月食屡次不准。明中叶以来，朝廷上下主张修改历法的呼声相当高涨。

《崇祯历书》编成后还来不及刊印，明朝就灭亡了。清朝初年，由汤若望加以删改，以《西洋新历法》为名刊印出版。看起来更像是一部丛书，详细介绍了第谷的《论新天象》、《新编天文学初阶》，托勒密的《大综合论》，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开普勒的《论火星的运动》等西方天文学著作。

江晓原还指出，《崇祯历书》编成的时候，中国跟欧洲天文学的差距很小。但是此后两百多年几乎不变，完全脱离了欧洲天文学的进程，而欧洲在这两百年间天文学发展迅猛。《崇祯历书》使得我们有一个机会跟国际接轨，却很快脱轨，最终等到鸦片战争结束，西方天文学第二次大举进入的时候，我们中国人几乎不认识它了，因为我们落后了两百年。

四 余论



顺治十五年（1658），皇帝在给户部的谕旨中，明确表示要对江南乡绅、进士、举人、贡监、生员等拖欠赋税的现象给予严厉打击。在苏州府、松江府、常州府、镇江府、江宁府这些赋税重地，查出拖欠赋税者一万三千多人，以“抗粮”的罪名，革去功名、官职，并处以重罚。所谓“抗粮”，近乎吹毛求疵，刚刚成为“探花”（进士一甲第三名）的叶方蔼拖欠税银一厘，折合制钱一文，竟被革去功名，民间哄传：“探花不直一文钱”。被新朝任命为国子监祭酒的吴伟业，也以少量欠税而遭到革职处分。可见当局此举并非着眼于区区一点欠税，而是借故迫使江南乡绅、士子就范。正如松江人董含《三冈识略》所说，其结果是“鞭朴纷纷，衣冠扫地”。这正是奏销案所要追求的目标。与此相伴随的科场案，也是借题发挥，意在打击江南文人以及他们所依托的家族和社会。





“士习不端，结社订盟，把持衙门，关说公事，相煽成风，深为可恶，著严行禁止。以后再有此等恶习，各该学臣即行革黜参奏，如学臣隐徇，事发一体治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