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文化史範疇中的畫史之變

我们可以说20世纪中国绘画之“变”系经历着一段前所未有的难产过程。这个过程之所以如此漫长，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可以统合在文化史之范畴中观察其浮显之现象。大致上说，几乎所有的人都能立即承认民初中国的文化环境正进行着一个大变局，王国维的自杀正是如此的悲剧性呈现。但是，在这变局里文化环境中活动的人物，大多数却对艺术之事务感隔阂，表现了不为与不能的双重否定心态，使得这个文化环境的变化显得与以往大为不同。近代中国的挫折经验，促生了教育体制与整个价值系统的改撤，使得传统社会中艺术与人文同体相生的关系，骤然失去了凭借，画风新变的提供者与文化界主流人物失去了互动的来往，此现象终于造成艺术家之间各自本位主义之高涨与冲突，最后则导致互相之排斥。它的结果使得艺术之“变”的争论，虽然喧闻热烈，却逐渐变成某种小群体内之“家务”，无法也无能在整个文化环境中争取共鸣，进而遂行竞争，决定孰为“变”的命运。换句话说，自徐悲鸿以来绘画之变的难产过程，原因不在于革新者主张之分歧，而在于其与文化环境之互动关系的断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