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言何畏

  报道的可贵，在于将真实的内容转达给阅读的人。譬如在第三世界那样艰苦的环境，有因理想而远赴当地，然后忠诚地传达讯息给我们的文字及图像工作者；也有在战乱区域，将生死置于度外的狂热人们，只为了记录历史轨迹；还有在每天报纸的不同版面里，或是国家、或是社会、或是艺术、或是娱乐，那一群辛苦奔波的记者们，我常想，当时他们刚从学校毕业，是怀着如何的热情，如何的理想，来为这个国上传递出一篇篇公平，公正，公开的内容。

  将“人言可畏”这四字，在可字旁补上人字部，便成了“人言何畏”，如今我已不在乎名利，对做偶像亦不在意，只求用心将每件事做好，既不委屈自己，也不为了求假名莫名含辱。的确，只要行得正，做得真，顶天立地，人言何畏。
  回到台湾，电影到2月上旬补拍了一天戏才算正式杀青，我的舅父打电话给我，说“二·二八”的受难家属各自结合起来要求政府道歉、赔偿，他问我：“要不要一起加入？”
  我母亲的父亲，也就是我阿公，基隆市参议会副议长，在当时被开了六枪，尸体弃人基隆河，我的母亲，我们的家族，曾经是教科书上万恶不赦的共匪。
  反攻大陆是什么？台湾独立又是什么，还不是中国人杀中国人的借口。
  我拒绝了参加，我舅舅说他了解。
  代表国民党的李登辉先生终于正式为“二·二八事件”向国人道歉。
  电影拍完了，历史过去了，苦的苦，散的散，再追究又如何？
  拍这样的电影，不是为了仇恨或讨回什么，任何一个国家的成形都流过血，如今连德国都统一了，只剩下个老中国和狂乱的台湾岛，拍这样背景的电影，只是为了提醒现代的我们，记取老教训，不要再互相残杀了。
  外省人也好，本省人也好，省籍原本就不重要，我们有经济能力去援助第三世界的难民或儿童，却无法将自己国土的人视为平等，难道那个年代的苦难真是虚惊一场？
  结束了电影，透过蒋和梁，我省视了这个身为叨年代的自己。
  不停的玩着媒体游戏，追逐金钱，在理想和功利问患得患失，我们的心在哪里？生命的存在到底为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