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

       虽然不论在政府还是军方，日本的决策过程称不上独裁，但基于共识建立的政府阻碍了有意义的直接辩论。随着时间的推移，包括参战在内的重大决定的责任分摊在各个部门、各个领导人之间，最终由最具有象征意义的天皇来批准，而天皇本应被视为凌驾于政治之上。可以说，绝大多数日本领导人认识到他们的国家走在自杀的道路上，但没有人觉得自己负有足够责任来阻挡这种趋势，他们都寄希望于其他人来采取行动。
       当个人职责模糊时，责任认定就难以进行，日本就是如此。与其法西斯盟友不同，日本从来都不是一个独裁国家，即便其议会政治到1940年秋季已正式不复存在。日本的决策过程冗长，常常令人困惑。决策涉及一个横跨军队、政府部门和皇室的复杂结构和政治文化。
       参加联席会议的人员通常包括首相、外相、陆军大臣、海军大臣、参谋总长和军令部总长，所有与会人员都有相同的发言权。然而，与最初设立联络会议的意图相反的是，会议后来成为推动战略实施的场所，而非各方辩论的平台。由于与会6人中有4人从属于军方（即使理论上讲，陆军和海军大臣属于政府内阁），因此这4人的意见往往占据主导地位。这被证明是日本战前决策的一个主要结构性缺陷。

       一段时间以来，失意的年轻士兵倾向于将日本所面对的各种社会和经济困难归咎于掌权者，并期望推动激进变革。现在，由于没有上级的明确指令，东京的默许进一步加剧了暴力活动。用古代武士的话说，这就是家臣篡夺了主人的位置。用现代军事术语来说，这就是不服从命令。然而，没有一个陆军领导人打算阻止这一切。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马可·波罗桥事变”（“卢沟桥事变”）不久前上任的近卫文麿坐视该事件升级，但他不承认自己有意为之。他制定和支持的政策常常相互妥协，从未真正贯彻执行过一项政策，其累积的结果是灾难性的。

       近卫的人事选择反映出他想取悦每个人的倾向，但他无法坚持特定的政治纲领。
       日本政府官员不愿意为一项政策的后果承担个人责任，决策过程也往往沦为寻找最大共识点的过程，松冈的个性也有好处，意味着他能很快完成任务。
       自我膨胀的松冈很可能无法体会大多数人的行为和感觉。虽然他思维很快，善于使用言语和姿势来制造效果，但他不能理解他人，他的行为常常难以预测，所以他并不适合这样一个需要耐心、斟酌和技巧的政治岗位。他极其缺乏自知和自我约束。1941年4月他在梵蒂冈对教皇庇护十二世说：“在世界上所有政治家中，没有人对基督教的理解和热爱有我多，此前没有，此后也不会有。”而在莫斯科，他竟教导斯大林什么是共产主义，这让斯大林惊讶不已。
       他认为当时最本质的问题在于，决策层中没有一个人对日本注定成为地区领导者有任何怀疑，所以日本需要不顾一切去扩张。于是，即使一项扩张计划遭到否决，政策规划者还会拿出另一项扩张计划。他们会问：“如果我们不能向那里进发，那我们还能向哪里挺进？”

       裕仁天皇曾经说：“御前会议真是个奇怪的会议……天皇没有决定权，无法左右会议的气氛（除了会议名称）。”天皇会默默听着决议的宣布，枢密院议长代表天皇提出问题。天皇的许可只是一种形式，没有宪法约束权。但天皇许可带有不可争辩的权威性，历史上还没有天皇许可被推翻的先例。得到皇家批准后，政策决定就有了神圣色彩，突然少了政治味道，似乎政治领导人都对新批准的政策不负担任何个人责任。
       日本留在法西斯阵营完全是因为德国的优势，日本的战略计划仍然基于这一理念，但参谋本部的许多人已经注意到，苏联的抵抗能力出奇的强。另外，日本虽然并不认可真正的法西斯意识形态，但日本领导人也不愿摆脱轴心国同盟关系。这也许是因为没人敢于承认自己曾盲目坚信德国坚不可摧的错误。因此，从联盟角度看，日本仍然属于法西斯政权，与美国达成外交和解的机会越来越小。

       及川在会上把皮球又踢给了近卫，他认为海军已经把放弃宣战的权力完全交给了近卫。他在镰仓的秘密会面时对近卫说过，如果真想给外交更多机会，首相必须“准备忍受”美国的要求，而海军将支持首相的决定。近卫的确渴望阻止战争，但他却没有勇气说出来。他也认为，阻止战争最终是海军的责任，与他无关。这也是近卫在最后一刻派富田去见及川的原因，他想争取海军将直接干预的明确承诺。这最后演变成一场闹剧，剧中严重缺失的是勇气。
       军令部仍然认为，与美国最初的几场战役能够获胜，但最终胜利要看国际形势和日本国民的精神力量。但普遍的观点是，敌人无法单靠武力征服，还需要外交力量。讽刺与矛盾比比皆是：由于外交目前无法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所以日本要开战；而一旦开战，日本又要立即重新开展外交来结束战争，因为日本没有足够资源打持久战。日本希望美国主动提出外交解决方案，所以日本战争初期的胜利要足够震慑，美国才会求和。

       1940年，企划院曾经对比过日本和美国的工业产量。根据调查，美国的石油产量是日本的500多倍，生铁20倍，铜块9倍，铝7倍。再加上其他产品，比如，煤炭、汞、锌和铅，美国的平均工业产量是日本的74倍以上（而陆军的估计为20倍）。
       虽然所有领导人都旁敲侧击地暗示，他们已无力阻挡日本的命运，但自相矛盾的是，他们坚持认为通过主动开战就能掌控日本的命运。他们都在尽力让自己免责，似乎他们也感觉到，这一痛苦决定势必要招致毁灭性后果。御前会议只是一种形式，意在将重大的政治决定去政治化，这样个别团体或人才不至承受日本严峻未来的重大负担。
       在“赫尔照会”发布的这一天，日本向南海调兵招致华盛顿的强烈反应。但这一天更为重要的事件是，南云忠一的航空舰队（以“赤城”号为旗舰）悄悄地从单冠湾出发了。船员直到最近才知道他们将要袭击的目标。该计划被严格保密，就连东条都被蒙在鼓里（东条甚至不知道日本舰队已在单冠湾集结）。如果在最后期限前达成外交协议，这些军舰将掉头回家。这似乎非常不可能了。
       东条的公共演讲进一步加深了人们对日本是军事独裁国家的印象——尽管，颇有讽刺意味的是，日本独特的决策过程很难与独裁挂钩，而天皇当初任命东条时正是希望扭转日本的战争方向。总之，设定外交期限完全是日本领导人自己的主意。日本的自欺欺人最终演变为难以抑制的自我怜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