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第三章

    苏南农村工业化的原始积累，如果仅限定为20世纪70-80年代苏南乡镇企业所属社区对社区内部资源要素的自我剥夺过程，则无法理解为什么这种集体经济的制度经验在全国最显著地发生在辽东、胶东、苏南和浙北，而截然无法复制到岭南和浙南；更无法理解为什么苏南、浙南和岭南的产业形成、调整和扩张的路径会形成如此显著的差异。苏南的乡企业接受的是城市工业对它的扩散和整合，产业类别与城市同构。岭南则融入了港资企业产业链条中的加工环节，从而形成了“三来一补”的加工贸易基地，浙南则以当地内部自我整合产业各环节并将收益内部化平均分配的“块状经济”为显著特征。正因为此，我们才要将考察范围扩展到城市的工业化原始积累。
        我相信安吉和临安乡建模式的成功有其更本质的原因。从洋务运动到村镇企业改革，苏南由于地理区位和社群精英所导致的资本的原始积累看似是不可避免的。悲观来看，也许有些地方活该不能有农村。
在乡镇企业创办初期，地方政府为乡镇企业的发展屏蔽了诸多的政治风险。......导致一些私人企业千方百计登记为集体企业，寻求地方政府的政治庇护以减少政策风险。......客观地看，地方政府保护主义、以政府信用行使担保功能等行为，一方面确实干扰了正常的市场秩序，导致了大量的重复建设，并增加了银行信贷的风险；但另一方面，这些行为也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乡镇企业的经营风险。......大大节省乡镇企业和外部的交易成本。
       权利资本化，不可撼动的消费刚性。成也它败也它。最好的时代，最坏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