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

       宋元间人罗璧对此也有清楚的叙述：“唐末书犹未有模印，多是传写，故古人书不多而精审，作册亦不解线缝，只叠纸成卷后，以幅纸概粘之〔犹今佛老经〕，其后稍作册子。后唐明宗长兴二年，宰相冯道、李愚始令国子监田敏校六经，板行之，世方知镌甚便。宋兴，治平以前，犹禁擅镌，必须申请国子监。熙宁后方尽弛此禁。然则，士生于后者，何其幸也。”罗氏在这里不仅谈到书籍文字内容的制作方式是“模印”（亦即雕版印刷）抑或“传写”（亦即手书），而且还谈到书籍装帧形式在唐宋之间与此相伴随所发生的明显变化，自然应当是出自实际观察。敦煌石窟中遗存的唐人实用典籍，绝大多数都是手写成篇而罕见雕版印本，就是对上述记载最好的证明。（P5）
       实则书之称本，初乃取其本末之义，亦即援用该字作为指事之辞的原义，系“木下曰本，从木，一在其下”，清人王筠云“今谓之榦者是也”，用以表述誊清校定的书籍，因可据以迻录，重写别册，旧新始末相对而言，故谓之“本”。西汉时人刘向阐释“雠校”的语义，谓“一人读书，校其上下，得谬误为校；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怨家相对，故曰雠”，其所持之“本”，即旧有定本；而所读之“书”，则为新近写出有待校改的书册。惟新书一经校定之后，随即便可转换为“本”，供人再行转录，故举凡成书，皆可谓之曰“本”，或与“书”字连称为“书本”。（P45）

       相向而立的两座墓表，其中一座采用特殊的“反左书”，使其一正一反，相互映衬，愈加凸显两座墓表间神道的中轴线性质。两侧墓表上文字的顺序，异中有同，即都是由墓园外侧推向陵墓一侧，可以向祭祀拜谒者指明神道的朝向和陵墓的位置。具体就梁文帝的墓表而言，复以其墓道朝向东方，左侧的墓表便背北向南，右侧则背南向北。在这种情况下，朝阳的铭文右行正书，向阴的铭文左行反书，亦可体现阴阳两界的差异。（P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