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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那种令人沮丧的学校生活也不能怪我们的老师。对于他们，既不能说好，也不能说坏。他们既不是暴君，也不是乐于助人的伙伴，而是一些可怜虫。他们是条条框框的奴隶，束缚于官署规定的教学计划，他们也像我们一样必须完成自己的“课程”。我们清楚地感觉到：当中午学校的钟声一响，他们也像我们一样获得了自由，欢愉之情和我们没有什么两样。他们不爱我们，也不恨我们，之所以如此，是他们根本不了解我们。过了好几年，他们也还只知道我们中间极少数几个人的名字。而且，就当时的教学方法而言，他们除了批改出“学生”在上次作业中有多少错误外，再也没有什么要关心的了。他们高高地坐在讲坛上，我们坐在台底下；他们提问，我们回答，除此以外，我们之间没有任何联系。因为在师生之间，在讲坛和课椅之间，在可以看得见的高高在上和可以看得见的眼皮底下之间，隔着那堵看不见的“权威”之墙，它阻碍着任何接触。一个教员理应把学生当做一个希望对学生自己的特殊个性有深入了解的人来看待，或者甚至像今天司空见惯的那样，有责任为学生写“报告”，即把他观察到的学生的情况写出来，但在当时，这些是大大超出他的权限和能力的。更何况，私人谈话还会降低一个教员的权威性，因为这样的谈话很可能会使我们这些“学生”和身为“前辈”的老师平起平坐。我觉得，最能说明我们和教员之间在思想感情上毫不沾边的一点是，我早已把他们所有人的名字和面貌忘得一干二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