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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可能把启蒙界定为一个成年过程，所以他才会在1786年的论文《人类历史的推测性开端》（“Conjectural Beginning of Human History”）中很自然地写道：人类理性的第一阶段就是意识到人有能力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而不是像其他动物那样注定只有一条道路。这种能力在一个具有启蒙思想的人身上显得尤为强大。与马或猪相比，中世纪法国的工匠和波利尼西亚酋长对人生道路有更多的选择。但是，在人类历史长河的大部分时间里，个人可以选择的人生道路实在少得可怜。在康德的时代，人们刚开始接受我们今天认为理所当然的开放性，他也充分利用了这一点。如果他早生几个世代，作为目不识丁的马鞍匠的儿子，成为教授几乎是不可能的，更不用说在有生之年被称为大思想家了。今天，即使在那些声称要促进机会均等的国家，父母的职业依然影响着孩子的人生道路选择范围，和我们所设想的理想状况相去甚远。不过，跟前现代社会相比，个人生活在统计概率上取决于出生，但不是必定取决于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