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国际问题和帝国问题

在国际关系中，君主和政治家们往往为了国家的目的而违反道德律，这无疑是千真万确的。腓特烈大王、卡特林二世、拿破仑、加富尔和俾斯麦（不必再提别的名字了），都为了增进他们国家的利益做出了如果在私人关系中本来会被认为不光彩的事情。可能除了俾斯麦之外，他们谁也算不得在个人的品德上是善良的，这就难怪爱国的动机使他们肆无忌惮了。就人性而论，为了利他的目的而做坏事确实比为了赤裸裸的自私目的而做坏事要容易得多。不管是何种道德心，它始终反对人们为了个人利益或私人报复行动而犯的罪恶。
然而，认为“国家的理由”往往被允许成为国家严重不道德行为的根源这种看法仍然是正确的；难怪一些善良的人根据从这种弊害所得的反应似乎倾向于提出这样的主张：一个国家对其他国家的行为应该同个人对其他个人的行为一样。但这个主张包含着一种可能使人认为不难看出的谬误。我们把国家人格化了，但国家却不是一个人。它包括为数众多的人，那些以国家的名义发表意见并决定国家政策的人不是为他们自己而是为别人办事的。由此可以推断：要求个人为别人牺牲自己的整个那部分道德观念，以及一切属于无私范围的措施，都是与一个国家的行为格格不入的。谁也没有权利以无私的态度对待别国人民的利益。每个统治者的任务是尽最大努力能为自己的国家公正地和明智地执行每一项要求。他处在别人利益的受托人的地位，必须是公正的而不是慷慨的。
然而，我们必须记住，在国家的行为同个人的行为之间还有一层区别。各国很少能够援引法律的原则，甚至更加不能请求任何公正的当局作出公断。固然，国际间存在着一系列原则，并在较有限的程度上制定了以国际的名义出现的实际规章。但这些原则和规章并不适用于国与国之间的全部或大部分的争端。
 
在国际问题上，我们发现自己处于有时被称为“循环论证”的逻辑困难之中。每个人都有权维护自己，一切集体不但有权而且必须维护其共同的生存。然而，如果各国都必须维护其生存，它们就必须反对一切足以威胁其生存的事情。所以，它们必须维护那些对其生存至为重要的利益。即使危险性很大的损失或伤害不会立刻破坏国家的生存，也应当这样做，因为当时可能发生的情况是，人们很容易预料到由此引起的其他损失或伤害，只有一场战争才能加以避免。一个国家当然应当向前看。如果因为忍受相当大的损失，终于不得不为了国家的生存而进行战斗，那不但愚蠢，而且是不道德的。根据这些考虑，各个国家不免要把它们的切身利益或重要利益、即同国家生存有直接或近乎直接利益归并为一类。它们以同样的态度来维护所谓国家的荣誉，这就是不让本国受到别国完全漠视被伤害国家的民族自尊心的那种侮辱。这样的侮辱一旦见诸行动，势必要成为侵犯国家利益的直接预兆，它将得寸进尺，直到使国家不复存在为止。
什么是“国家的伟大”的道德限度呢？一项有见识的对外政策的职能是维护国家的伟大，同时给予其他国家在世界上的地位以应有的尊重。当一个国家强迫别国放弃对其世界地位来说至为重要的权利，或者迫使它们求助与战争时，这个国家就立刻开始带有不可原谅的侵略性质。一旦对外政策开始有削弱另一国的意图，它就开始走上一条值得怀疑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