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讲 国家形态 / 037

P043 文官体系所具目的的性格又造成另一种形势：文官体系与王权的对抗。照理说，文官体系应该与国家互补，但因为文官体系具有儒家意念的目的论，所以与王权实际上不断有对峙的紧张。专业的官员总是怀有儒家的理想，碰到不合理的现象时，国家的文官系统就会用社会的后援力来与王权对抗，这也是韦伯的工具性文官制度所缺少的成分。
    
由于中国的文官体系具有地区的代表性，能网罗全国的人才，因此在与王权对抗的过程中往往并不落下风，所以说中国的王权并不绝对专制。文官体系在国家与社会的对抗过程中，是主要的抗衡力量，具有特别的功能。又因为文官制度选拔的背后有一大群社会精英，他们受过专业训练，等着出仕，但能够出仕者往往只是其中少数，而未出仕的人仍留在社会的一端，站在儒家意念的立场，监督政府的作为。为了培养文官制度，中国也同时培养了一大群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带动社会来抗衡国家，否则自从汉武帝打击社会经济势力后，社会上已无足够与王权抗衡的势力，而由国家自己培养出了制衡的力量，这也可说是辩证式的发展了。

中国文官体系在历史上担任很重要的角色，因为中国这么大，不管谁来统治，都一定要有一个文官体系来治理。倒过来讲，文官体系固然有制衡的作用，但也会造成社会上的特权阶级，享有比他们人数比例更为巨大的社会权力。他们既是社会上的精英，同时也是过分享受权力和机会的人群，但这批人不是贵族，又不能称之为统治阶级，他们只是社会上层权力边缘的人群，也是中国政治史上最活跃的一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