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人的角度

“…对我们的父母来说，像我们之间这样的对话是不可想象的。他们夜里不聊天，一觉睡到天亮；我们这一代人睡眠不好，躁动不安，聊得很多，总是试图弄明白我们对不。”我们关于社会讽刺和心理剖析的文学都是从这种难眠。
灵魂有病，灵魂被治愈，灵魂未被治愈。这些才是他的故事的重点。
当我们阅读这些什么也没讲的小故事时，视野变得开阔，灵魂获得了惊人的自由感。
读契诃夫时，我们发现自己不断地念到“灵魂”这个字眼。它散布在书页间。一个老酒鬼多次使用它：“…你的职位很高，高不可攀，可是你没有真正的灵魂，我亲爱的孩子…它里面没有力量。”的确，灵魂是俄国小说的主要特点。在契诃夫的作品中精细微妙，可以有无数种的幽默和病态。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则更深邃博大，易患上暴烈的疾病和狂热，但仍然是首要问题。
“灵魂”对他们来说是陌生的，甚至是有些讨厌的。它很少幽默，没有诙谐。它没有形状。它与智力只有微小的联系。它混乱、散漫、狂暴，似乎不能服从于逻辑的控制或诗歌的约束。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是翻腾的漩涡，盘旋的沙暴，嘶嘶沸腾的喷水口，要把我们吸进去。它们纯粹是由灵魂的成分组成。我们不由自主地被吸了进去，旋转，盲目，室息，但同时有一种晕眩的狂喜。除莎士比亚之外，没有比这更激动人心的作品。我们打开门，看到一间屋子，里面有俄国将军、俄国将军的辅导、他们的继女、表兄妹和许多形形色色的人，每个人都在高声谈论他们最隐私的事情。但我们在哪里？当然应当由小说家告诉我们是在饭店、公寓，还是出租的房间。没有人想到去解释。我们是灵魂，受折磨的、不快乐的灵魂，其惟一的任务就是说话，揭示，承认，不惜撕裂皮肉神经，挖出我们心底沙土上蠕动的那些罪过。但是，听着听着，我们的困惑逐渐解开。上面扔来一根绳子；我们抓到了一段独白，拼命抓住它，被带着急速穿过激流，我们兴奋地，狂热地疾驰，忽而被淹没，忽而眼前一亮，理解到以前从不理解的东西，得到只有在最充分的生活压力下才会获得的启示。在飞驰中我们看到了一切一人物的名字、相互关系，他们待在卢列腾堡的饭店中，波琳娜和德·格里叶伯爵密谋——但这些与灵魂相比是多么不重要！重要的是灵魂，它的激情，它的骚动，它那美与丑的惊人混合。如果我们忽然高叫或大笑，或激动地哭泣，这不是再自然不过的吗？我们的生活的速度这么快，飞驰的轮子上肯定会擦出火花。而且，当速度这样提高，灵魂的成分不是像我们英国人较为迟钝的脑子构思的那样，散见于幽默或激情的片段，而是斑驳复杂，难解难分，展现了人的心灵的新全景，旧的分界相互交融。人们既是坏人又是圣徒；他们的行为既美好又可鄙。我们既爱又恨。我们习惯的好与坏的明确区别不复存在。我们最喜爱的人往往是最大的罪犯。罪孽最深者让我们感到最强烈的软佩和热爱。
 一会儿被抛到浪尖，一会儿撞到水底的岩石，英国读者很难感到轻松。他在本国文学中所熟悉的过程是保守的。
英国普遍的不是萨马瓦尔而是茶壶；时间有限，空间拥挤；其他观点、其他书籍，甚至其他时代的影响反映出来。社会被分成上、中、下层阶级，每个阶级有自己的传统、习惯，一定程度上还有自己的语言。无论他是否愿意，英国小说家总感到有压力要他承认这些障碍，结果便给他强加了秩序和某种形式；他倾向于讽刺而不是同情，倾向于研究社会而不是理解个人。
 陀思妥耶夫斯基则没有这些限制。无论你是高贵还是朴素，是流浪者还是贵妇人，对他都是一样的。无论你是谁，你都是这种复杂的液体，这种浑浊的、动荡的、珍贵的东西——灵魂的容器。灵魂是不受障碍限制的。它流溢、泛滥，与他人的灵魂相混合。没等我们反应过来，一位买不起葡萄酒的银行职员的简单故事就扩大到他岳父和被他岳父虐待的五个情妇的生活，邮差的生活，女佣的生活，住在同一座公寓里的贵妇人们的生活；因为什么也不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领域之外；当他疲倦的时候，他不是停止，而是继续。他不能克制自己。它倾泻出来，滚烫，炽热，混杂，绝妙，可怕，压抑——人的灵魂。
生命支配着托尔斯泰，就像灵魂支配着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在所有鲜艳夺目的花瓣中心伏着这只蝎子—一“为什么生活？”书中总有某个奥列宁、皮埃尔或列文，集所有经历于一身，把世界放在手上把玩，即使在享受这些的时候，他也不停地询问这有什么意义，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最有效地粉碎我们欲望的不是牧师，而是了解并迷恋过这些欲望的人。当他嘲笑它们的时候，世界真正在我们脚下变成灰烬。因此我们的快乐中夹杂着恐惧，在三位伟大的俄国作家中，托尔斯泰最令我们着迷，也最令我们不快。
    但是头脑带着从出生地得来的偏见，毋庸置疑，当它碰到俄国文学这样陌生的东西时，很可能远远偏离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