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公元前3100年，纳尔迈（美尼斯）兼并上下埃及，建立了“第一王朝”。周灭商是小鱼吃大鱼，而纳尔迈则是把两条鱼并在了一起。但遇到的问题是一样的：如何安定人心，巩固政权。纳尔迈两次加冕。他原本是上埃及国王，头戴白色王冠，以鹰为保护神，百合花为国徽。下埃及国王则头戴红色王冠，以蛇为保护神，蜜蜂为国徽。纳尔迈便在上下埃及各加冕一次，然后在不同场合戴不同的王冠，表示他既是上埃及的君，也是下埃及的主。但保护神则仍是神鹰荷鲁斯。

武王不仅仅给自己加冕，还给各路诸侯加冕。周是方方面面、上上下下，都弹冠相庆，冠冕堂皇。而纳尔迈只给自己加冕，就收买不了那么多人心。最后，那王冠便戴到了利比亚人和埃塞俄比亚人的头上。亚述也曾经是两河流域的“天下之王”，这是一位古亚述国王的原话。在我们的东周时期，亚述却突然空前强大。亚述先后征服了小亚细亚东部、叙利亚、腓尼基、以色列和巴比伦尼亚，后来又侵入阿拉伯半岛，征服埃及，毁灭埃兰，成为不可一世的帝国。这个帝国横跨西亚和北非，将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这两大古老文明，都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亚述国王的残暴令人发指，屠城和虐俘的记录则不绝于史书。希腊“为思想而思想，为科学而科学”。所以，他们能把埃及人用于测量土地和修建金字塔的技术，变成几何学；也能把巴比伦的占星术，变成天文学。如马克思所说，他们是“正常的儿童”，因此能“为艺术而艺术，为审美而审美”。这种纯粹，使他们即便是在纵欲和淫乐时，也毫无负罪感，更不会道貌岸然。事实上，希腊艺术原本就是感性精神和理性精神的统一。它们在尼采那里被叫做“酒神精神”和“日神精神”，前者体现于音乐，后者体现于造型艺术，尤其是雕塑。希腊文明是外向和进取的，中华文明则是内向和求稳的。希腊文明是外向和进取的，中华文明则是内向和求稳的。

文化就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方式”。任何时代的任何民族都要生存，都要发展，这是相同的。但如何生存，如何发展，各自不同在方式。有的靠游牧，有的靠农耕，有的靠商贸，有的靠掠夺。海盗和山贼，也有“文化”的。文化，就是生存方式。但任何一个文化成熟的民族，都会有一个“总方式”。正是这个“总方式”，决定了民族文化的具体方式，包括为什么西方人吃饭用刀叉，中国人用筷子。这个总方式，就叫“文化内核”。

西方是个体意识，我们是群体意识。人是“个体的存在物”，也是“社会的存在物”。没有个体，不可能构成社会；离开社会，个体又不能生存。任何民族，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都有一个群体与个体的关系问题，无一例外。区别在以谁为“本位”。所谓“个体意识”，就是“以个人为本位”，叫“个人本位主义”，简称“个人主义”。个人主义不是自私自利，更不是损人利己。相反，彻底的个人主义者反倒有可能会“利他”。境界高一点的认为，利他能给自己带来快乐，叫“助人为乐”。境界低一点的则认为，通过利他来利己，比通过损人来利己，风险更小而效益更高，叫“人我两利”。至少，真正的个人主义者不会损害他人。因为他很清楚，我是个人，别人也是。

所谓“群体意识”，就是“以群体为本位”，包括在思想观念上，认为先有群体，后有个体；先有社会，后有个人。族群、社会和国家在个人之上，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一人获罪，满门抄斩

希腊人既然是“个人本位”的，组成社会就只能靠“非人的第三者”，比如“契约”。这就必须理性，而且得是“科学理性”。这么弄的话，人就成机器了。所以又必须有一个出口，以便在被规范和压抑之余，感性冲动也能得到宣泄和释放。这就有了艺术。艺术是狄俄尼索斯的世界。在那里，他们不妨酩酊大醉，激情迸发，为所欲为。如此一番放纵之后，就可以心平气和地回到阿波罗身边，继续理性静观和遵纪守法。狂欢节的意义，即在于此。希腊人的翅膀就出现了，科学与艺术，都是“互补结构”，也都体现了“个体意识”。实际上，当希腊人体现科学精神时，他们面对的是自然界；体现艺术气质时，他们面对的是人自己。群体与个体的矛盾，就这样得到了化解，实现了平衡。

道德/伦理理性认为，人类天然地就是“群体的存在物”。群体是先于个体的，也是高于个体的。没有群体，就没有个体。因此，面对他人，要克制自己，叫“克己复礼”；面对自己，则要融入集体，叫“天伦之乐”。我们的忧与乐，都是群体和群体性的，最担忧的就是“群的解体”。中华文明的第一种精神就是“以人为本”，“人本精神”。我们也有“人本精神” ，但与西方不同。西方在古希腊时就是“人本”，却又在中世纪变成了“神本”，这才需要“文艺复兴”。我们的人本精神则是相对于商的。商“神本”，周“人本”，

西人是个体的、独立的、自由的，华人则是群体的、家国的、伦理的。维系群体，靠的是宗法制度、礼乐教化和血缘关系。稳定压倒一切。要动，又要稳，就只能“盘旋”。要变，又不能乱，则只能变成“太极图”。可以起伏消长，还可以互换，但不能出圈。

夏把图腾变成了祖宗，商把祖宗变成了神，周又把神变成了圣。神变成圣，宗教的发生就没了可能。自然的，比如荀子的天，或者是世俗的，如墨子的义；或者既是自然的，又是世俗的，如孔子的命

左眼跳财，右眼跳灾是典型的实用主义和经验主义。背后是中华文明的第二种精神，“现实精神”，即不承认“彼岸世界”。既没有宗教的彼岸，也没有哲学的彼岸，甚至没有科学的彼岸。总之，所有一切抽象的、玄远的、非世俗的、不能兑现的，都不在视线范围之内。我们感兴趣的是君臣父子，三纲五常，哥们义气，天地良心。这些都不是信仰，但是管用。男耕女织，四世同堂，父慈子孝，共享天伦，才最是其乐融融。

忧患“天命无常”而“不易为王”，这才有了“君权天授”。连周人自己也认为，他们的领导权和代表权，名为“天授”，实为“民授”，这就必须“以人为本”，也就有了“人本精神”。还可以表述为——天人合一归于人。群体至上，就只能“以德治国”。周人建立的国家联盟，更是家国一体的家天下。基础，是井田制的小农经济；纽带，是宗法制的血缘关系。对于这样的群体，德与礼，显然比法律更合适，也更管用。德治的结果是人治，以德治国也必然变成圣人治国。以圣人代神祇，以礼乐代宗教，势必将人们的目光引向世俗社会，引向一个个可以落到实处的道德规范。忠不忠，看行动。“现实精神”产生了，它可以也应该这样表述——知行合一践于行。同样也得补充一句：是群体的、家国的、伦理的行。

实际上，艺术就是“以最独特的形式，传达最共同的情感”。总之，艺术的功能之一就是“群”。以喜闻乐见的形式实现“群体意识”，则是中国艺术的特征。因此，我们民族的“艺术精神”可以也应该这样表述——礼乐合一成于乐。忧是出发点，乐是终点站，群体意识则是一以贯之的文化内核。这就是周人的遗产，是他们文化创新和制度创新的产物：一个内核（群体意识），两只翅膀（忧患、乐观），三大精神（人本、现实、艺术），四种制度（井田、封建、宗法、礼乐），堪称体大思精、尽善尽美。

从“君权天授”，到“以人为本”，到“以德治国”；到“以礼维持秩序，以乐保证和谐”，周人创造的原本就是一个完整、自洽、互补、稳定的系统，涵盖了经济、政治、社会、文化诸多方面。

赵毋恤，是当时晋国最有权势的人之一，（大夫）死后谥为襄子。天子的家族叫王室，诸侯的叫公室，大夫的叫氏室。把持晋国大权的氏室，是赵、范、中行、知（智）、魏、韩六家。豫让是智伯的手下。豫让为啥要刺杀赵襄子呢？

公元前453年智伯在六大氏室的争权夺利中死了。起先，是智伯联合赵、魏、韩三家灭了范氏和中行氏。然后，赵襄子、韩康子和魏桓子联合起来灭了智伯。赵襄子为了解恨，还把智伯的头盖骨刷上油漆做成了酒具（也有人说是做成了夜壶）豫让决心刺杀赵襄子。他假扮成服劳役的犯人，到宫里去粉刷厕所。抹墙的抹子里暗藏着尖刀。只要赵襄子现身，就一刀刺过去。天不灭赵，正要走向厕所的襄子忽然心中一动，两道鹰隼般的目光也立即射向豫让。襄子说，这是一个义士啊！智伯死了，并无后代。他的家臣竟然来替他报仇，难得呀！就放了他

豫让不死心，他整容拔掉了眉毛和胡子，又在身上涂满油漆，弄出中毒后的累累瘢痕。为了验证整容效果，他假扮成乞丐去要饭。走到家门口，连他妻子都认不出来，只是说：这人的声音咋那么像我丈夫呢？豫让又吞火炭把嗓子弄哑。豫让潜伏在赵襄子的必经之路上，准备一搏。赵襄子的车辇也按照原定路线，缓缓过桥而来。但谁都没想到，拉车的马突然惊了。心有灵犀，赵襄子一跃而起——一定是豫让，别让他跑了

此前第一个自杀的是鉏麑（读锄泥）。晋灵公派来的，刺杀赵盾。在鉏麑的眼中，真正该死的是灵公，而不是赵盾。因为灵公是有名的荒唐君主，天天想着吃熊掌和搜刮民脂民膏。曾经有次熊掌没煮烂，把厨子给杀了。给过被赵盾撞见了，身为“一国总理”，赵盾当然不能不闻不问；而灵公做出的反应，竟是派出杀手把赵盾做掉。鉏麑选择了自杀。也就称为历史上第一自杀的刺客了。

太子丹本来把劫秦作为第一方案，实在不行了，再刺秦。荆轲心里没底，但伟大的艺术家总是会在内心深处呼唤悲剧的出现。何况太子已经起了疑心，荆轲义无反顾地走向他的战场或剧场，明知这不过一场真人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