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万万顾客

美国人卡尔.克劳对于中国人行为模式的观察，节选自《四万万顾客》：
办公记录必须力求完整，如此一来，若是有人遭遇不测——比如猝死或坐牢了——整个办公室的运转依然不受影响。这是我最钟情的理念之一。
实际上，中国人心目中的办公室组织理念是这样的：办公室离开他就会陷入一片混乱，直至他回来摆平才能正常运转。
劝中国人去度假非常难，因为这意味着得让另一个人大量接触他的工作细节。他害怕等他回来发现有人已经取代了他，或对他的工作已经了如指掌，那样一来，他就不再是不可或缺的人了。出于同样的原因，聘用与老员工非亲非故的陌生人也是难上加难。
中国人自觉分工，不抢彼此的饭碗，尽可能制造更多的岗位。
中国人融入大型公司组织并不容易。在小公司里，他觉得很自在，因为这或多或少接近于家庭运作，关系也是他所熟悉的。但身处一个拥有数百乃至数千名员工的组织之中，个体小齿轮就很难与大机轮契合，整体运营也难以维持。中国雇员会在我们这种个体创办的小公司里忠心耿耿，但大企业雇主对他来说只是个名字罢了，让他表忠心，他觉得完全不合逻辑。他不明白为什么要拼死拼活地为一群既不是朋友也不是亲戚的人创造利润。
中国公司的员工名册成了家谱树——这棵树结不了果子，却还活着，因为根部始终都在从土壤里汲取养分，只是产不出利润的果实。
他们发现，倘若在雇主能看到的地方辛勤劳动，工作就更容易拿下，主人家付钱的时候心里也更舒坦。既然工作终归是要完成的，何不当着众人的面完成，让大家见证自己的功劳呢？
中国人喜欢热热闹闹地展示活跃度，往往也会保证活跃度得到充分的展示。让办公室看起来忙忙碌碌的，在他们眼里是要紧事，这是为全体工作人员长脸。如果办公室不够忙，他们就会想办法让它看起来很忙，甚至会做一些不必要的工作来实现这个目的。
统治日本的军国主义者决定他们想做什么，将其付诸实践，外交家的分工则是让已做之事合理化，对其所作所为进行辩解。
在华生活的每一个外国人差不多每天都会因为他接触到的中国人而气恼，在他眼里，这些中国人似乎患有不可原谅的拖延症。除非十万火急，几乎不可能让任何一个中国人迅速完成一件事。他们的首要行为准则似乎是：“能拖到明天或后天的，今天绝不动手。”这并非懒人哲学，因为无论批判者怎么议论，没人可以说中国人懒。在我看来，这只是他们在小心回避责任而已。他们知道被分配到的任何任务都存在失败的可能，因此需要在承担之前找到一个合情合理的借口，以应对不时之需。
无论一个中国人酿成了多么愚蠢的大错，无论他的失败是多么的不光彩，他都能给出天衣无缝的借口。话又说回来，一想到那个酿成愚蠢大错的头脑和自圆其说的竟然是同一个，我就会惊叹不已。正是由于中国人对承担责任比较反感，才使得许多外国人有机会在华受雇，来做中国人自己能做却不愿做的事情－因为他们缺乏做决定的勇气。在上海的任何一家商号，中国人都十分愿意落实各项工作，实际上他们会坚持身体力行，但要求外国人必须做决定、承担责任，再小的事情也是如此。在没有外国雇员的中国大公司，几乎不存在决定重大事务的个体，决策皆由集体做出。当然也有例外，这正是极少数愿意承担责任的中国人往往会迅速获得职业成功的原因。
他对与自己实际利益无关的理论问题没有固定或成熟的看法，要求他就与己无关或他本人无须担责的事情做出决定或发表意见，在他看来就是侵犯个人权利。于是被问及此类问题时，他最关心的就是怎样给你一个他认为会让你高兴的答案，赶紧让这件事过去。避开争论，最保险的途径就是表示赞同。
中国人也比较反感剧烈的心理活动，他们的思维习惯是回避问题，并尽可能延迟决定。
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凭借本能去避免任何可能使他“丢面子”言行——即，避免使他遭受公开羞辱。从道德的角度来说，这种准则很容易被指责为虚情假意，因为从很大程度上来说，导致丢面子的并非自身行为可耻，而在于不幸被曝光。
在中国，论及珍视和保卫面子一即个人的尊严和自尊，每个人都不会低声下气。没有哪个忽视了这一点的外国人能与中国人谈成生意。那些知道怎么利用它的人则如鱼得水，左右逢源。每个人的面子都需要被尊重。只给一名员工加薪而忽略其他人，这是个很难解决的问题。只有几乎从未应对过中国人力资源问题的新手才不屑于照顾情绪，敢于摆出“干不干随你”的态度。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这种对于面子的迷恋为中国竞技体育的发展带来了看似无法逾越的障碍，无论团队还是个人，都会因为丢面子而感到极大的羞耻感，以至于常规赛程无法进行。看到大势已去，团队甚至会不顾比赛仍在进行中离开场地。
在这里，合理性与妥协精神总是比法律规程更有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