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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南北战争前黑人生活最重要的特点或许是宗教——一个融合不同地理和不同年代经验、连接奴隶和自由黑人的生活，并成为鲜明的美国黑人文化形式存在与发展的主要载体的因素。他们将福音派新教与非洲宗教的残留因素结合在一起创立了非洲卫理公会、各种形式的浸礼教会以及诸多没有正式组织的宗教信仰团体。无论是主人作为一种控制手段强加于奴隶，还是在奴隶们中间自发形成的共同信仰，宗教在奴隶们的生活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其形式为祈祷、吟唱或膜拜。无论是自由黑人还是奴隶的叙事故事，宗教起的作用都是至关重要的。对于后者来说是因为逃亡通常与《圣经》中逃脱奴役的故事相吻合。
超验主义运动从一开始便既是一场文学运动，同时又是一场宗教和哲学运动。超验主文者写作日记、创作诗歌；他们相互往来长信探讨文学问题；他们既尝试创作散文札记又尝试写作东方寓言；他们既发表学术讲座也发表毕业典礼演说；他们还就美与神话之类话题举行“恳谈会”（conversations）；他们还为《基督教观察家》以及《北美评论》撰写书评。但是，在19世纪40年代之前得以付梓成书的超验主义文本很少可以被严格定义为纯文学的，或许只有爱默生的《论自然》可以真正被称得上是风雅文学，或者说是“散
    文诗”——不过弗朗西斯·鲍温于1837年在《基督教观察家》上发表一篇书评指出：《论自然》即使是在国内，与其说是被看做一部想象文学作品，还不如说是在洛克主义者和精神主义者之间进行的哲学论战的一部分。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有很多。新英格兰人对小说持有强烈的偏见，这使得大部分超验主义者不可能去从事小说或是短篇故事创作，即使考虑到他们具有编织情节和组织对话的才能或是具有表现复杂社会现实（正是小说家们努力的目标）的兴趣。爱默生曾因为简·奥斯丁的“粗俗的寄宿舍想象”而对她嘲笑不已，梭罗也在《瓦尔登湖》的“阅读”一章中花费了大量篇幅用激烈的言辞辱骂了那些圆瞪大眼孜孜不倦地阅读最近一些描写中世纪的浪漫传奇小说的人。诗歌则被认为要稍微体面一些，但是由威廉·卡伦·布莱思特以及大理查德·亨利·达纳创作的那些华兹华斯式的浪漫主义诗歌则显得太缺乏创造性而根本没引起独立性极强的超验主义者的兴趣，除此之外，曾经在19世纪20年代的美国风行一时的模仿拜伦的风尚也早已烟消云散，没有留下多少痕迹。

    这一时期一些最出色的作品还没有发表
    如爱默生、玛格里特·富勒、詹姆斯·弗里曼·克拉克以及伊丽莎白·皮博迪等人的书信；和爱默生和梭罗等人的日记。如果将这些作品看做是“私人秘密”很不恰当，因为不论是书信还是日记都曾经在朋友圈子里面传阅过——事实上，有一次爱默生还不得不从玛格里特·富勒那里借来自己写给她的一封书信，这样他可以从中摘出一个段落使用在他正在写作的文章《论友谊》（Friendship）中。在这些私人的自我反省和密切的思想交流中，超验主义者们可以激情满怀地表达他们排除在发表作品之外的对于礼仪的感受；特别是在书信中他们既可以诙谐幽默、满怀恶意、进行诱惑，又可以谈吐高尚、追求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