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晓菲：大家规模，学者典范 p114-118

在跟叶先生交流或是读她的作品时，我发现她对诗词的研究正是基于一种非常细致和锐利的文本阅读。在当时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界，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风范成熟、卓有成就的女性学者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少的，当时我对此不一定有非常明确的意识。但在回顾中，我觉得，叶先生这样一个感性与理性并存、富有学问和智慧的女性学者，以及我在哈佛求学时师从的几位女性教授，对于当时二十岁刚出头的我来说影响一定很大。
叶先生不仅中国古典文学的修养深厚，对西方文学批评理论也很熟悉。她视角宽广，能够看到西方文论和中国古典文学相互连通的地方，然后很灵活地借用西方文论来照看中国传统诗词，很和谐地结合在一起分析。比如，她用姚斯的阅读理论来呼应自己认识纳兰词的三个阶段，在当时来说是很前端的研究方法。人们常常谈到的西方批评术语，我也看到叶先生会拿过来运用在中国古典文学的讨论上。叶先生对不同的批评理论和角度保持着一种开放的态度， 这种态度最值得后辈学习。
叶先生虽然是古典文学学者，但她对现当代文学也很有兴趣， 毫不排斥。我记得看到过一篇她写现代作家浩然的文章，当时真觉得非常惊喜。我自己也写过有关浩然的论文，这是我和叶先生的际遇中又一个巧合与缘分。我提到这一点，并不是想谈对某一作家具体的评判，而是想借此说明叶先生兴趣和视野非常宽广，富有大家的风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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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要细读文本，一方面也要广泛阅读传统典籍，另一方面还要拓宽理论视野，这是叶先生的治学方式给我们最重要的启迪。我非常认同叶先生的研究方法 ：我对文学的很多周边东西也感兴趣， 并认为了解它们对文学学者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但我最终的关怀还是文本。在我个人的研究里，我会运用所谓的文学社会学研究、文化研究，但是我最终关注的还是文本本身。有很多学者，讨论文学作品是为了理解社会和历史，但以我个人来说，我讨论社会和历史是为了照亮文学。我在写《烽火与流星 ：萧梁王朝的文学文化》一书时，谈到了庾信的一首五言绝句。我在那本书里提到，我愿意这么想 ：我之所以写这么大一本书，讨论很多当时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文化精英”、文学环境等各方各面……最终的目的是为了让我们能够更好地去阅读、去理解庾信的那首短短四句二十个字的小诗。
在这一方面，我非常认同叶先生的一个最根本的研究方法，也就是叶先生对文本的直接反应，她写了很多批评性文章，也用了很多批评术语，但是最终的目的是要去解释那首诗究竟好在哪里。我非常赞同这种最终旨归落脚在文学文本上的方式，否则我们就变成了一个历史学家、文化史家或者社会史家，就不是文学研究者了。我现在研究文化史或社会史，最终还是为了文本，因为我们跟古人隔阂太多了，如果不做一些很繁琐的周边工作，我们很难回到那个文本的语境，我相信很多文学学者的初衷，也是受到文学作品的吸引而进入这一研究领域的，但是最后却流宕忘返了，研究了很多文学之外的东西，对文学作品本身却不置一词，如此下去，我们离文学传统就会越来越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