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权力的色情化

正统的异性恋夫妻之间的性爱，由此被置于特权地位。夫妻性爱的特权化带来了两种变化。一种变化是，原本存在于婚姻内外的性，被限定在夫妻之间；另一种变化是，在夫妻关系中，性爱原本并非必不可少的纽带，但现在却被置于核心位置，即，“性家庭（sexual family)”〔Fineman，1995〕的诞生。
在福柯的四个“压抑假说”的背后，存在着一个“性的隐私化(privatization) ”机制，即，把性逐出公共领域，将之隐匿起来，圈入私人领域即家庭之中，此后，家庭显著地成为充满性意味的空间。

自从性被隐私化以后，“关于隐私”就成为“关于性”的代名词。家庭成为“性家庭”;夫妻成为“性的纽带”的代名词;婚姻成为性行为的社会许可证;“初夜”宣告性关系的开始;”无性”被视为夫妻关系的“病理”……我们今天熟知的关于婚姻与夫妻的“常识”，由此形成。

对于强者，所谓“隐私”意味着不受公共权力牵制、可以自由支配的空间;而对弱者，则成为得不到第三者的介人和保护、充满恐惧、必须服从的场所。
　　
“隐私”所保护的，是谁？是强者。性骚扰和家庭暴力的受害者、性的弱势人群，如此回答。
我受福柯启示而使用的“权力的色情化”这一用语，则指在近代社会中，色情与不对称的社会性别关系即权力关系相结合的现象。“社会性别”（gender）为一种表示权力关系的用语，这一点无论如何强调也不过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