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第一节波希米亚式革命者

1918年10月，德国宣布大赦，当库尔特·艾斯纳（Kurt Eisner）从慕尼黑的施塔德尔海姆（Stadelheim）监狱70号牢房获释时，没有什么迹象表明他很快将成为德国革命者的领军人物之一。艾斯纳是著名的戏剧评论家，过着慕尼黑市中心附近施瓦宾格区（Schwabing district）艺术家那种波希米亚式的生活。他的外表张扬着他的波希米亚风格：小个子、大胡子，外出时身披黑斗篷、戴着大大的黑色宽边帽，鼻梁上架着一副钢框小眼镜。艾斯纳不是土生土长的巴伐利亚人，他来自柏林，1867年生于一个中产阶级犹太家庭。他认同社会民主党内的右派，20世纪初时因为支持那些主张社民党放弃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者”而丢掉了在当地社民党党报的工作。然而，像许多“修正主义者”一样，艾斯纳反对战争。他参与领导组建了反战的独立社会民主党，后来在1918年1月组织了一系列罢工，试图结束冲突。

1918年11月，当帝国开始分崩离析的时候，是艾斯纳凭借他的口才以及对政治会议的不屑，挺身而出领导了慕尼黑。当时多数派社会民主党提议在巴伐利亚首府举行传统的政治游行，就在人们跟着一支铜管乐队、手持标语、井然有序地进行和平示威时，艾斯纳跳上讲台，号召民众占领军营、控制城市。艾斯纳说做就做，率领一群追随者直奔军营，没有遇到士兵的抵抗。获得当地革命的工人与士兵委员会的批准，艾斯纳宣布巴伐利亚为共和国，成立了由多数派社会民主党和独立社会民主党组成的革命政府，他本人出任总理。但是他领导的政府连维持食品供应、提供工作机会、遣散军队和保持运输系统正常运转等基本任务都没有做到。保守的巴伐利亚农民阶级被慕尼黑的局面激怒，拒绝供应食品，而大多数火车头又已被协约国征用。工人们开始在各种会议上诘问艾斯纳，给他喝倒彩。在内阁会议上，一位成员愤怒地对艾斯纳说：“你是个无政府主义者……你根本不是政治家，你是个傻瓜……我们被无能的管理给毁了。”因此，在1月12日的选举中，多数派社会民主党毫无悬念地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艾斯纳领导的独立社会民主党惨败。

艾斯纳代表了巴伐利亚极右翼所仇恨的一切：波希米亚式人物、柏林人、犹太人、记者、战争期间倡导和平的活动家、因组织1918年1月的罢工而被捕的煽动家。事实上，与他的秘书、记者费利克斯·费申巴赫一起，艾斯纳甚至还公布了巴伐利亚档案馆中有关一战爆发的秘密文件，这些文件可以证明德国的战争罪责。总之，他是承担传说中“背后一刀”之责的理想对象。1919年2月21日，极右翼一劳永逸地表达了对他的痛恨：在艾斯纳步行前往巴伐利亚州议会的路上，贵族青年学生安东·冯·阿尔科—瓦利伯爵（Count Anton von Arco-Valley）近距离朝他射出两枪，当场杀死了他。[4]暗杀在巴伐利亚首府引发了暴力风潮。艾斯纳的保镖立即开枪打伤阿尔科—瓦利，后者被愤怒的人群包围起来，幸亏费申巴赫及时干涉，他才没有就地被私刑处死。受伤的刺客被押送到施塔德尔海姆监狱，关进艾斯纳一年前住过的那间牢房。不久，独立社会民主党内一位艾斯纳的崇拜者走进议会，拔出枪，在议事厅中所有议员的面前，朝艾斯纳最激烈的批评者、多数派社会民主党领袖埃哈德·奥尔（Erhard Auer）开了两枪，奥尔差点儿伤重不治。与此同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艾斯纳的口袋里发现了辞呈的草稿，这场暗杀毫无意义。

然而，由于担心再次发生暴力事件，巴伐利亚州议会暂时休会，多数派社会民主党不经投票就宣布自己为合法政府。由名气不大的多数派社会民主党人约翰内斯·霍夫曼（Johannes Hoffmann）领导的联合内阁成立了，但它没能恢复秩序，因为艾斯纳葬礼之后，出现了大规模街头示威。在随后的权力真空期，武器和弹药被发放给工人与士兵委员会。匈牙利爆发共产主义革命的消息，使巴伐利亚的极左翼受到激励，立即宣布成立“委员会共和国”（Council Republic），准备以苏维埃式政权取代议会。[5]然而，巴伐利亚新的委员会共和国的领导人不是列宁式人物。波希米亚式文人再次走到前台，这一次不是剧评家，而是剧作家——年仅25岁的诗人、剧作家恩斯特·托勒（Ernst Toller）。与其说托勒是社会主义者，不如说他是无政府主义者，他延揽与自己志趣相投的人进入政府，包括同为剧作家的埃里希·米萨姆（Erich Mühsam）和著名的无政府主义作家古斯塔夫·兰道尔（Gustav Landauer）。施瓦宾格区的才子们组成的政府不久被戏称为“咖啡馆无政府主义者政权”，它得到了慕尼黑工人与士兵委员会的公开支持。面对这种形势，霍夫曼领导的多数派社会民主党内阁逃往巴伐利亚北部的班贝格（Bamberg）。与此同时，托勒宣布进行全面的艺术改革，他领导的政府也宣布，慕尼黑大学（Munich University）对所有的申请者开放，但不招收想学历史的人，因为历史学已被作为反文明的学科取消。另一位部长宣布，将通过发行免费货币的办法终结资本主义。外交人民委员弗朗茨·利普（Franz Lipp）发电报到莫斯科发牢骚：“逃犯霍夫曼带走了外交部卫生间的钥匙”，并且对符腾堡和瑞士宣战，“因为这两条狗不肯爽爽快快地借给我60个火车头。”他还说，“我有把握，我们会打赢的。
霍夫曼政府试图用一支临时拼凑的志愿者武装去推翻委员会共和国，却被从工人与士兵委员会的武装人员中招募的“红军”轻易地镇压下去。有20人在交火中丧生，形势显然越来越险恶。战斗发生那天，由俄共党员马克斯·莱温（Max Levien）和欧根·莱文组织起来的共产党员，粗暴地把“咖啡馆无政府主义者”排挤出局。不等德国共产党批准，他们就在慕尼黑建立了一个布尔什维克政权，并开始与列宁通信，列宁礼貌地询问他们是否已设法把银行收归国有。1914年战争爆发时莱温碰巧待在德国，并应征加入德军。根据列宁的指示，他开始逮捕贵族和中产阶级上层人士作为人质。慕尼黑的主要教堂被改成革命圣殿，由“理性女神”（Goddess Reason）接管。与此同时，共产党开始扩充和训练红军，红军人数不久就达到2万，个个装备精良、津贴丰厚。布尔什维克政权发布一系列公告，宣布巴伐利亚将成为实现欧洲布尔什维克化的先锋；工人必须接受军事训练，私人手中的一切武器都必须上交，违者处死。[7]

这一切都远比当政一星期的咖啡馆无政府主义者的所作所为更让霍夫曼政府害怕，担心在布达佩斯、慕尼黑，可能还有维也纳，形成一个布尔什维克革命政权轴心。流亡班贝格的多数派社会民主党显然需要一支可靠的武装供其调遣。霍夫曼签约聘请了一支35,000人的“自由军团”战斗队，由巴伐利亚上校弗朗茨·里特尔·冯·埃普（Franz Ritter von Epp）领导，以包括一列装甲火车在内的正规军部队为后援，并配备了机关枪等重要军事装备。慕尼黑已陷入混乱，一场总罢工导致生产瘫痪、公共服务停顿。抢劫和盗窃蔓延全城，城市此时也被自由军团封锁。自由军团宣布不放过任何一个角落，在慕尼黑只要发现有人携带武器，就会被立即枪毙。被吓坏了的慕尼黑工人与士兵委员会投票通过了对共产党的不信任案，共产党被迫下台，城市处于无政府状态。在这种形势下，一队惊慌失措的红军开始对关押在当地卢伊特波尔德文理中学（Luitpold Gymnasium）的人质进行报复。人质中有6名图勒学会（Thule Society）的成员，该学会是泛日耳曼联盟的一个反犹派别，创建于一战快结束时。它以纯种“雅利安人”的发源地——冰岛（“图勒”）为名，并使用“雅利安人”的卐字符号表示自己的人种优越性。图勒学会起源于战前的“日耳曼隐修会”，该隐修会也是一个极右翼秘密组织，由自封的冯·塞博腾朵夫男爵（Baron von Sebottendorf）领导，据警察所知，此人的真名是亚当·格劳尔（Adam Glauer），曾被判犯有伪造罪。图勒学会中的许多成员后来成了第三帝国的名人。[8]据说暗杀库尔特·艾斯纳的刺客阿尔科—瓦利一直试图加入图勒学会。出于报复欲和绝望心理，红军让人质中的10个人一字排开，站在行刑队面前，然后枪毙了他们。被处决者包括图尔恩—塔克西斯亲王（Prince of Thurn and Taxis）、年轻的冯·韦斯塔普伯爵夫人和另外两位贵族，以及一位由于当众讥评一张革命海报而被逮捕的老教授，其余5位俘虏是从攻打本市的自由军团那里抓来的。
听到这些人被枪毙的消息，自由军团的士兵怒不可遏。他们开进慕尼黑，基本上没有遭到反抗，他们的胜利变成了一场屠杀。欧根·莱文等革命领袖被逮捕并被草草枪毙。无政府主义者古斯塔夫·兰道尔被带到施塔德尔海姆监狱，士兵们在监狱的院子里用步枪枪托打烂了他的脸，对他开了两枪，再把他踢死，陈尸两天任他腐烂，然后才把尸体移走。5月6日恰逢一个天主教工匠协会开会，一队喝醉的自由军团从举报者那里听说集会的工匠是革命者，于是逮捕了他们，把他们带到附近的一间地下室，殴打他们，把这21位无辜者全部杀死，然后洗劫了尸体身上的财物。还有许多人在“企图逃跑时被击毙”，因被举报曾加入共产党而被杀害，因被告发私藏武器而被射杀，或者因为据说有人从屋里向外开枪而被拉出家门、当场处决。总之，就连官方估计死于进城部队之手的，也有大约600人；非官方的观察者认为死亡总数高达这个的两倍。大屠杀之后，霍夫曼的社会民主党等温和派在慕尼黑并没有得到很多机会，尽管自由军团的行动是受他们委托的。“白色的”反革命政府最终接管了政权，开始迫害剩下的革命者，而从轻处理自由军团，其中有些成员因残暴的杀戮行为被定罪，但仅被处以最轻的刑罚。慕尼黑成了极端主义政治派别的游乐场，城内几乎每个社会团体和政治团体成员的心头，都燃烧着仇恨、恐惧和复仇的欲望。[10]公共秩序差不多消失了。

这一切深深地困扰着那些受命在旧军队的废墟上重建一支正规军的军官们。鉴于工人与士兵委员会在部队中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新军队的管理者不出意料地注重确保士兵受到正确的政治教导，确保慕尼黑大量涌现的政治小团体不会威胁到革命后的政治新秩序。在1919年6月被送去接受政治教导的士兵中，有一位30岁的下士，他从战争开始起就一直在巴伐利亚军队服役，经历了社会民主思潮、无政府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所有兴衰沉浮，参加过示威游行，与他的同志们一起戴过红袖标，在受命保卫慕尼黑、抵抗几星期前攻入城市的自由军团时，与他的多数同志一起不见了踪影。他的名字是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
这节我感觉写的并不好，因为我并没有看懂工人士兵委员会在巴伐利亚共和国的政治地位，它是一个怎样的机构。这只是扩展了前面德共和社民党之间的血仇之一，巴伐利亚事件，前面提到艾伯特领导的社民党政府对右翼军事组织镇压屠杀德共是放纵态度，这里进一步讲述是多数派社民党人霍夫曼聘请右翼军事组织自由军官团去镇压德共和巴伐利亚工人士兵委员会。当然值得注意的是，巴伐利亚军队里有一位参与过保卫慕尼黑的士兵，是奥地利人阿道夫希特勒
造就希特勒的，主要是环境。假如在另一个环境中，他也许永远不会在政坛崭露头角。巴伐利亚革命期间，他是个默默无闻的普通士兵，从未在任何政治事务中发挥过作用。希特勒生于1889年4月20日，在他身上生动地体现了泛日耳曼联盟关于民族认同的民族和文化理念，因为就出身或国籍而言，他并不是德国人，而是奥地利人。关于他的童年、青年时代和教养状况，人们知之甚少，很多——即使不是大多数——关于其早年生活的撰述，在很大程度上都属于猜测、歪曲或者捕风捉影。但我们确切地知道，他的父亲阿洛伊斯（Alois）是私生子，生于1837年，随母亲玛丽亚·席克尔格鲁贝（Maria Schicklgruber）的姓氏，1876年阿洛伊斯改用继父约翰·格奥尔格·希德勒（Johann Georg Hiedler）的姓氏，也写作希特勒（Hitler）。没有证据显示阿道夫·希特勒的祖先中有过犹太人。约翰·格奥尔格爽快地承认自己是阿道夫之父的亲生父亲。阿洛伊斯在因河（Inn）畔的布劳瑙（Braunau）担任海关稽查员，级别虽低，却是受人尊敬的奥地利公务员。他结过三次婚，第三次婚姻中所生的孩子只有阿道夫和妹妹葆拉（Paula）没有夭折。“心理历史学家”分析阿道夫后来的性格时，大量提及他那冷漠、严厉、刻板、时而暴戾的父亲，以及他深爱的温良的母亲，但他们的结论充其量只是猜测罢了。[12]

确凿无疑的一点是，希特勒一家经常迁居，在1898年定居林茨（Linz）郊区之前搬了好几次家，阿道夫后来一直把林茨当作自己的家乡。青年希特勒在学校成绩颇为糟糕，也不喜欢自己的老师，但在别的方面似乎并没有异于同学之处。他父亲曾打算让他当公务员，但他显然不适合循规蹈矩的平凡生活和公务员的勤奋工作。父亲于1903年初去世之后，希特勒住在林茨的一套公寓里，由母亲、姨妈和妹妹照料。他梦想着未来以艺术家为职业，把时间都花在了画画、与朋友聊天、听歌剧和阅读上。然而1907年发生了两件事，终结了这种充满幻想的闲散生活。一是母亲死于乳腺癌；二是他申请入读维也纳艺术学院（Viennese Academy of Art）被拒，理由是他的油画和素描不够好，校方说他更适合做建筑师。当然，他的强项是建筑绘画与绘图。尤其令他印象深刻的是维也纳环城大道（Ringstrasse）上那些历史悠久、雄浑凝重的公共建筑，它们被塑造成权力与稳固的象征，建于哈布斯堡王朝真正的政治基础开始崩溃之时。[13]从一开始，建筑就主要作为权力的昭示吸引着希特勒。他终生保持了这种兴趣。但希特勒缺乏成为建筑师所需的勤奋。他又一次申请进入艺术学院，再次被拒。由于失意以及丧亲之痛，他动身去了维也纳。希特勒一起带走的，很可能是他在林茨所接受的两种政治影响。其一是格奥尔格·里特尔·冯·舍纳勒尔的泛日耳曼主义，舍纳勒尔在林茨的拥趸似乎大多集中在希特勒就读的学校。其二是对理查德·瓦格纳音乐难以遏制的热情，他在林茨时经常去听瓦格纳的音乐剧，迷恋剧中对日耳曼神话和传说的浪漫呈现，以及对无所畏惧的英雄人物的刻画。在这两种信仰的武装下，怀着终将成为伟大艺术家的信心，希特勒在随后的5年都待在奥地利首都。
希特勒后来对这段经历的叙述，虽然是逻辑连贯的回忆，但似乎并不属实。同样，似乎也没有可靠的独立证据可以证明他做过或者想过什么。但是有些事情似乎相当明显。首先，大学申请被拒，让希特勒难以释怀，从而对资产阶级的传统、体制、规范和管理产生了强烈的仇恨。他没有参加培训或者申请一份固定工作，而是过着懒散、混乱的波希米亚式生活，把积蓄用于听瓦格纳的音乐剧。钱花光之后，就只好露宿街头，或者在廉价旅馆过夜。只有在收到姨妈寄的钱和开始卖出一些小画——多数是临摹作品——时，他的境况才有所好转，有能力在男子公寓租个便宜房间，可以使用图书馆和阅览室。他在那里住了三年，生活在波希米亚文化圈的最外围。

舍纳勒尔的泛日耳曼主义在林茨极有影响力，希特勒在林茨接受的政治观点后来因在维也纳接触到了该主义的更加直接的形式而得以强化。无疑，希特勒厌恶哈布斯堡王朝及其首都，那里的大学不肯给他实现艺术野心的机会。因此，舍纳勒尔关于奥地利的德语地区并入德意志帝国的主张，对希特勒产生了不可抗拒的吸引力。他反感维也纳的种族融合，认为只有种族同一的国家才可能取得成功。但他意识到，舍纳勒尔无法赢得民众的支持。能够赢得民众支持的，是维也纳市长卡尔·卢埃格尔，希特勒认为，卢埃格尔的反犹主义煽动宣传显示出对大众真正的理解。希特勒很少漏掉男子公寓阅览室的报纸上每天刊载的反犹主义文章，后来他在书中描述的几种廉价反犹主义刊物也阅读于这一时期。希特勒在这一时期听了几百场瓦格纳的音乐剧，对瓦格纳的热爱更加强化了他的政治立场。当时追随舍纳勒尔、瓦格纳和卢埃格尔的几乎全是反犹主义者，其中许多是极端反犹的，希特勒没有理由成为例外。他把自己的画卖给犹太商人，从男子公寓的犹太寓友那里借钱，这些并不表示他不是反犹主义者。不过，他当时的反犹立场很可能属于一种抽象的、近乎理论的性质；他对犹太人的仇恨，直到一战结束时才变成发自内心的、极端的个人仇恨。[15]

在希特勒后来的自传《我的奋斗》里，有几页特别有趣，描述了他在维也纳观看社会民主党大规模示威活动时感到的激动。他厌恶社会民主党所信奉的马克思主义，认为他们的宣传充满了讨厌的、恶毒的诽谤和谎言。那么民众为什么相信它，而不相信舍纳勒尔那些人的理论呢？他的答案是，社会民主党不容异见，在工人阶级内部尽其所能地压制异见，简单而强硬地树立自己的形象，用暴力争取民众。“大众的心理，”他写道，“不愿意接受任何不全力以赴的、软弱的东西……民众热爱指挥者甚于恳求者。”他继续写道，“我还领悟到针对个人和群众发动恐怖袭击的重要性……在工作场所、在工厂、在会议厅、在群众示威的场合实施恐怖行动，总是能够成功的，除非对方施以同等恐怖的反击。”他总结道，社会民主党“控制了精神和体力上的弱者。他们知道如何制造假象，让人误以为这是维护和平的唯一办法，与此同时，他们悄无声息但却稳稳当当地赢得了一个又一个职位，有时是通过无声的敲诈，有时是通过真正的窃取……”这些文字在某种程度上出于人在回忆时的文饰心理，希特勒把自己的感受和意图投射到了他年轻时奥地利最成功的群众运动上。但是，任何1914年以前生活在维也纳的人，肯定都躲不开社会民主党对群众的影响力，我们有理由认为希特勒对此印象深刻，并且从中学到了东西，尽管他反对社会民主党提出的信条。[16]

然而希特勒在维也纳期间学到的最重要的政治经验，也许是对政府和法律的极度藐视。没有理由不相信他后来所说的，作为舍纳勒尔的追随者，他认为哈布斯堡王朝是日耳曼人种的压迫者，它强迫奥地利的日耳曼人与其他种族杂居，不让他们有机会与德意志帝国的日耳曼人实现统一。他写道：“如果人种本身处于被压迫或被彻底灭绝的危险之中，法律问题就降至从属地位。”种族的自我保全是高于法律的原则，法律往往只是暴政的幌子。在这场斗争中，任何手段都是正当的。况且哈布斯堡王朝的“腐朽政府”完全受制于议会制度，希特勒花了大量时间待在奥地利议会的公众席旁听，看到敌对民族的政党在议会里用本民族的语言互相大喊大叫，彼此拆台、难有建树，遂对这种政治制度生出了持久的鄙视之心。他尤其仇视捷克人，觉得他们特别能制造混乱。他认为舍纳勒尔的失误在于试图通过议会斗争达到目的。希特勒的结论是，只有直接由人民选举出来的强人领袖才能够实现任何目标。[17]

但是没有迹象显示希特勒在1914年之前想过自己当领袖，甚至根本没有迹象表明他打算进入政坛。相反，他仍然一心想当艺术家。由于无法实现这一抱负，他陷入穷困潦倒的财务窘境。1913年4月20日，希特勒收到了父亲的遗产，困境才有所缓解，这年他24岁。他迅速了结了在维也纳的事情，前往德国，此举对他从舍纳勒尔那里吸收的泛日耳曼思想做出了实际的表达。他后来描述了搬到慕尼黑时发自内心的幸福感，被他抛在身后的是多姿多彩但令他反感的多种族共存的奥地利首都，以及哈布斯堡政治制度所特有的政治乱象和衰亡之势。他在将届服兵役年龄时离开奥地利，其原因根本不是为了逃避服役，而是觉得不值得为这种制度奋斗。此时他身在德国，感觉像回到了家。

希特勒在施瓦宾格区的边缘租了个房间，继续他在维也纳的那种生活——用水彩临摹明信片上的慕尼黑著名建筑，卖画的钱仅够维持生活。像施瓦宾格区的其他波希米亚式艺术家一样，他在咖啡馆和啤酒馆消磨了大把时间，但是他不曾进入真正的波希米亚文化圈，与那些令人尊敬的艺术家也没有交往，因为在艾斯纳、托勒、兰道尔和米萨姆这类人活跃于戏剧界、讨论无政府主义乌托邦，或者成为著名诗人和作家时，希特勒一直过着他从前那种漫无目标的生活，并没有像在维也纳那样申请进入慕尼黑的艺术院校。学院派艺术的学府依然对他关闭着大门，与此同时，在施瓦宾格区的时尚咖啡馆里引得人们兴奋不已的非学院派前卫艺术，却突破传统，随着瓦西里·康定斯基、保罗·克利、弗朗兹·马尔克（Franz Marc）、奥古斯特·马克等画家，以及“蓝骑士”（Blue Rider）团体，发展进入了表现主义和抽象画。希特勒看不懂前卫艺术，只觉得厌恶。他自己的艺术实践局限于辛苦细致地再现毫无生气的建筑。他的艺术品位从未脱离传统的、受古典艺术启发的表现形式，这也正是他渴望进入的那家维也纳艺术学院的看家本领。[18]不过，希特勒与施瓦宾格区的波希米亚式艺术家确实存在共同点，他们都内心蔑视资产阶级的传统与规范，相信艺术能够改变世界。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解救了游离于波希米亚文化圈边缘的希特勒。有一张照片留下了8月2日他与一群人聚在慕尼黑市中心庆祝宣战时的样子，他的脸上闪着兴奋的光彩。三天后，他志愿加入巴伐利亚军队。刚开战的那段日子混乱不堪，很多人都是志愿参战，似乎没人想到要核实他是不是德国公民。他于8月16日入伍，随即被送往西线。他后来写道，这“把我从青春期的苦闷中解放了出来”。人生中第一次，他有了一个可以去相信、去追随的使命，有了一群休戚与共、志同道合的同志。他的内心“充溢着自豪的喜悦”，因为自己正在为德国而战。[19]在接下来的4年里，他一直在团内担任通讯员，晋升为下士，由于勇敢而两次获得勋章，其中第二次获得的是一级铁十字勋章，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推荐他的是一位犹太军官。此后不久，他在一次毒气战中负伤，在战争末期，双方都经常发动毒气战。暂时失明的希特勒被送往德国东北部波美拉尼亚的帕瑟瓦尔克（Pasewalk）战地医院休养。在那里他陆续听到了德国战败、签订停战协定和十一月革命的消息。[20]

在《我的奋斗》中，希特勒把这称为“本世纪最大的罪恶”，他的希望全部落空，他的牺牲全都成了徒劳。听到消息时，“我的眼前一片漆黑”，他踉踉跄跄回到房间，哭了起来。这无疑为他留下了可怕的心理创伤，1918年的记忆在他后来的思想和行动中将发挥关键作用。灾难是如何发生的？要寻求一个解释，希特勒急切地抓住了迅速传播开来的“背后一刀”的说法。他原先就怀疑和厌恶犹太人，此时更觉得他们肯定是罪魁祸首。他从舍纳勒尔、卢埃格尔、瓦格纳等人那里汲取的不成熟的、混乱的观点和偏见，此时突然间形成了一种条理清晰、极度偏执的思维模式。他再一次认识到宣传是最佳的政治发动机：敌人的战争宣传，从外部瓦解了德国的意志；犹太人的社会主义宣传，从内部散布了怀疑和失败主义情绪。在思考这场灾难的过程中他所学到的是，宣传必须始终面向大众：

一切宣传都必须通俗易懂，其知识水平必须要适应宣传对象中知识最有限的人。因此，想要发动的群众越广大，宣传中纯知识的水平就必须越低……广大人民群众的理解力非常有限，他们知识不多，但忘性极大。因此，一切有效的宣传，必须限定于极少的几个要点，还必须在口号中反复强调它们，直至每一位听众都理解了你想要借助口号让他理解的东西。

而且宣传必须激发情绪，而不是理性，因为“绝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性情和态度都过于女性化，以至于冷静的说理对其思想和行动的影响，远远小于情绪和感情的作用”。最后，宣传中的观点必须是持续不变的，决不允许对己方的主张有一丝的怀疑，也不能承认对手的主张有一毫的合理之处。
具备了这些思想——或许应该说是这些思想的雏形——之后，希特勒遵从上司的调遣，于1919年6月参加了政治教育培训班，这成为他政治生涯的起点。他来得正是时候。此时的慕尼黑，在许多保守人士看来，已成了一个颠倒的世界，该是拨乱反正的时候了。普鲁士虽然失败了，但巴伐利亚可以指出明路。共产党政权被推翻之后，慕尼黑的政治语言充斥着民族主义口号、反犹言论，以及简直是在怂恿人们偏激地表达反革命情绪的反动关键词。后来的事实证明，希特勒是罕见的演说高手，他精通抑扬顿挫之道，善于借用“秩序的敌人”这种形象，把陈词滥调发挥成慷慨激昂的极端主义语言。
希特勒参加的培训课程，其设置目的是清除巴伐利亚正规军中残留的社会主义思想，并向他们灌输极右翼信仰。讲师中包括慕尼黑的保守派历史学教授卡尔·亚历山大·冯·米勒（Karl Alexander von Müller）和泛日耳曼经济理论家戈特弗里德·弗德尔（Gottfried Feder），后者使用反犹语言解释经济现象——指责犹太人把资本用于非生产型领域，从而破坏了勤劳的“雅利安人”的生计。希特勒毫无困难地吸收了这些人的观点，因此在1919年8月被上司选派到一个类似的培训班当教员。在那里，他头一回发现了自己在大庭广众面前讲话的天赋。听过他讲课的人在评价时，都会钦佩地提到他的激情和使命感，以及他与心思简单的普通人沟通的能力。他们还注意到了他激烈的反犹立场。在一封写于9月16日的信中，希特勒阐述了自己在犹太问题上的观点。他写道，犹太人会带来“人种肺结核病”，类似这样的生物学比喻在他后来的许多演讲和写作中一再出现。他反对“纯粹从感情角度的反犹主义”，这种反犹主义将导致大屠杀；而赞成“理性的反犹主义”，这种反犹主义必须把目标设定为“有计划地通过立法来打击并取消犹太人的特权”。“其终极目标必须是清除全部犹太人，这个目标不可动摇。”[23]

自由军团残酷镇压慕尼黑革命之后的几个月里，在疯狂报复、极端民族主义的氛围中，这样的思想并不鲜见。此时的希特勒深受军队的信任，已成为它的政治掮客。他以这种身份被派去考察当时在慕尼黑大量涌现的政治团体之一，看它是否危险，是否可以被招募到反革命的事业中。它就是成立于1919年1月5日的德国工人党（German Workers' Party），创始人是锁匠安东·德莱克斯勒（Anton Drexler），他曾经是德意志祖国党的成员。德莱克斯勒坚称，自己是社会主义者、是工人，他反对不义之财、剥削和牟取暴利。但他信奉的社会主义是带有民族主义偏见的。德莱克斯勒把他所反对的那些邪恶行为归罪于犹太人的诡计，认为发明布尔什维主义这种有害思想的也是犹太人。他争取的对象不是产业工人，而是“从事生产的各阶层人士”，即一切靠诚实劳动谋生的人。[24]在短时间内，这是指中下阶层；但追随1880年代阿道夫·施托克尔的基督教社会运动的传统，并且回应德国和奥地利以前尤其是一战刚结束时出现的许多类似民族主义倡议，工人党的长期目标是把工人阶级从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争取过来，为泛日耳曼事业服务。

这个羽翼未丰的政党实际上是极度活跃的图勒学会的另一个产物。德莱克斯勒和他的小党在慕尼黑出现绝非不同寻常之事，因为革命失败之后，该市已成为极右翼的温床。不同寻常的是希特勒参加该党1919年9月12日的会议时所引发的关注，他在听众席上充满激情地发言，反驳前面的发言者关于巴伐利亚从德国分离出去的倡议。德莱克斯勒对他印象深刻，当希特勒再次遵照军中上司的命令，申请加入工人党时，德莱克斯勒欣然同意。尽管希特勒后来说自己是第七个入党的，但实际上他在党员名册上是第555号。这其实没有听起来那么唬人，德国工人党党员的计数起点，按照边缘型政党的惯例，不是1，而是501，为的是让人觉得它已拥有几百名党员，而不是只有几十个人。[25]

还是在军中上司的鼓励下，希特勒很快成为工人党的明星发言人。他再接再厉，推动该党举办人数越来越多的公共集会，多数是在啤酒馆，事先用醒目的海报造势，会场经常闹出乱子。到1920年3月底，希特勒已成为该党不可或缺的一员，他显然认定这里就是他的归宿。煽动演说让希特勒找回了他随着德国战败而失去的归属感。他离开军队，成为职业政治煽动家。激进反犹主义的号召力在反革命的慕尼黑是显而易见的，并且已被日耳曼种族防御与反抗同盟（German-Racial Defence and Defiance League）加以利用，这是一个与工人党立场相近但比工人党庞大得多的组织，是又一个以卐字符作为主要政治标志的极右翼团体。同盟的总部设在汉堡，自称在德国全境拥有20万成员，其中包括祖国党的前成员、心怀不满的退伍兵，以及有民族主义倾向的学生、教师和白领职员。它开动着精密复杂的宣传机器，制造出数百万传单，发放到有数千人参加的公众集会上，而德莱克斯勒的组织只能吸引到几百人。[26]该同盟绝不是此类极右翼组织的孤例；另一个比它小得多的德意志社会主义党（German-Socialist Party）由工程师阿尔弗雷德·布伦纳（Alfred Brunner）领导，也在德国的许多城市设有支部，尽管其党员人数仅有同盟的十分之一。然而就魅力而言，这两个组织的发言人无一能与希特勒相提并论。[27]

传统右翼政客讲课或演讲的风格，有的浮华夸张，有的平淡乏味，有的粗鲁野蛮，而希特勒效仿的榜样是社会民主党演说家，比如艾斯纳，或者他后来说自己在维也纳学习过的那些左翼煽动家。希特勒的演说之所以成功，主要因为他告诉听众的是他们想听的东西。他使用普罗大众能够理解的简单直白的语言——短句子、有力而动人的口号。他的演讲常常平稳地开场，先抓住听众的注意力，然后逐渐推向高潮，当他调动听众的情绪进入癫狂状态时，他那深沉的、有点儿沙哑的嗓音就会提高语调，越来越高地爬升至咆哮和嘶吼的结语，并伴以精心排练过的戏剧性手势，他的脸上汗光闪烁，平直的黑发朝前垂到脸上。他的话是不容置疑的，每一句都是绝对的、毫不妥协的、不可撤销的、始终如一的、不可更改的最终定论。许多听过希特勒早期演讲的人印证，他的话简直是发自肺腑，说出了他们内心深处的担忧与期望。他还显露出了越来越强的自信心、攻击性、对工人党终将胜利的信心，乃至天命所归之感。他的演讲常常从自己早年的贫困生活说起，不动声色地将其与德国一战后的沮丧、被践踏和绝望状态联系起来。然后，他提高声音，描述自己的政治觉醒，并指出德国也应在政治上觉醒，从而在未来恢复国力、回归往日荣耀。无须使用带有明显宗教色彩的语言，希特勒就能激发出听者灵魂深处潜藏的典型的宗教意识：受难、忍辱、救赎和重生。在巴伐利亚战后和革命之后的环境中，他得到了人们的欣然响应。[28]

希特勒的演讲，把德国复杂的社会、政治和经济问题简化成一个共同症结：犹太人的邪恶诡计。在《我的奋斗》中，他描述了自己认为犹太颠覆分子在1918年是如何瓦解德国的战斗力的，希特勒宣称：

假如在战争开始时和战争期间，把12,000或15,000个希伯来腐败分子送去闻毒气，就像成千上万奔赴战场的最优秀的德国工人的遭遇一样，那么数百万战士在前线的牺牲就没有白费。及时清除12,000个恶棍，也许可以挽救数百万真正的日耳曼人的生命，他们是未来的宝贵财富。可是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德国碰巧由资产阶级“政治家”领导，于是眼皮也不眨就让数百万人血染沙场，却把10,000或12,000个叛国者、奸商、高利贷者和骗子当作神圣的国宝，公然宣称他们是不可侵犯的。[29]

这种毫不妥协的激进立场，为希特勒的公共集会平添了一股复兴运动的狂热，那些煽动性不强的政客对此望尘莫及。希特勒用红色海报吸引左翼人士参加集会，引来集会上社会主义者的抗议，结果常常演变成斗殴和骂战，希特勒就是利用这种策略提高了自己的知名度。

在战后的反革命氛围中，德国人对“背后一刀”念念不忘，对发战争财的奸商和在迅猛加剧的恶性通货膨胀中获利的商人耿耿于怀，希特勒趁机大肆煽动，专门攻击那些据说推高了物价的“犹太”商人，“他们都该被绞死，”希特勒在听众的叫好声中如是说道。[30]也许是为了强调它侧重于反对资本主义，并且与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同类团体保持一致，工人党于1920年2月改名为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National Socialist German Workers' Party）；反对该党的评论员不久把它缩写为“纳粹”（Nazi），就像社会民主党的政敌早年将它的名字缩写成“索粹”（Sozi）一样。名字虽然带有“社会主义”，但是如果把纳粹主义看作社会主义的一种形式或产物，那就错了。诚然，正如有些人指出的那样，纳粹党总是把人人平等挂在嘴上，强调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常常自称反对大企业和国际金融资本。还曾有一句名言，把反犹主义称为“傻瓜的社会主义”。但是从一开始，希特勒就声称自己既坚决反对社会民主思想，也反对共产主义，不过起初反对共产主义的程度远小于反对前者，毕竟签署停战协定以及后来签订《凡尔赛和约》的“十一月卖国贼”根本不是共产党，而是社会民主党及其盟友。[31]

“国家社会主义者”想让左、右两个政治阵营团结起来，他们宣称，是犹太人的操控，造成了德意志民族内的这种对立。实现联合的基础将是种族观念。这种思想与以阶级为出发点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之间，相距不止一个光年。纳粹主义在某些方面是一种极端反对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而在反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又大量借用了它的语言，包括自我标榜为一场运动而不仅仅是一个政党，以及大肆吹嘘自己如何蔑视资产阶级传统和保守派的怯懦。“政党”的概念意味着忠实于议会民主制度，在已确立的民主政体内稳健运作。然而在演讲和宣传中，希特勒及其追随者基本上更愿意使用“国家社会主义运动”这个称谓，正如社会民主党曾自称“工人运动”，再比如女权主义者自称“妇女运动”，战前叛逆的青少年团体自称“青年运动”。“运动”一词不仅表示活力和永不停息地向前运动，还暗示了一个终极目标，即一个确定无疑的努力方向，它比传统政治那种没完没了的妥协更加宏大、更加完美。像劳工运动一样，国家社会主义通过自诩为一场“运动”，高调地宣称反对传统政治，鼓吹颠覆并最终推翻它最初被迫为之效力的体制。

以“种族”替换“阶级”，以“领袖独裁”替换“无产阶级专政”，纳粹主义就这样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常用术语改头换面了。希特勒于1920年年中亲自选定的纳粹党旗，简明地表达了右翼与左翼的结合：鲜红的底色代表社会主义，激进民族主义的徽章卐字符被涂成黑色，置于旗子正中的白色圆圈之内，因此整面旗子呈黑白红三色，正是俾斯麦帝国国旗的颜色。在1918年革命之后，这三种颜色象征反对魏玛共和国及其所代表的一切，然而纳粹党通过改变设计、添加在战后已经被形形色色的极右翼种族主义运动和自由军团各分队采用的卐字符，同时宣告了它想取代魏玛共和国的，是一个新的、泛日耳曼的民族国家，而不是原先那个威廉帝国。[32]

希特勒原先重点攻击犹太资本主义，到1920年底，其攻击目标已加上了“马克思主义”——或者换句话说，“社会民主思想”——以及布尔什维主义。希特勒可以利用俄国内战中的暴行来强调常见的极右翼观点：犹太人在背后挑起了1918—1919年发生在慕尼黑的革命暴动。但即使没有共产主义的威胁，纳粹主义也有可能出现。希特勒的反布尔什维主义是其反犹思想的产物，而不是成因。[33]他的首要政治靶子依然是社会民主党，以及模糊的“犹太资本主义”幽灵。希特勒重弹战前的反犹主义老调，无数次在演讲中宣称，犹太人是寄生的种族，只能靠颠覆其他种族而生存，尤其是破坏最高贵、最优秀的种族——雅利安人。因此，他们分化雅利安人、使之内斗，一方面组织资本家进行剥削，另一方面又领导被剥削者与资本家斗争。[34]希特勒在1920年4月6日的一次演讲中说，犹太人将“被灭绝”；同年8月7日，他告诉听众：“别指望不清除病因、不杀死病菌，就可以战胜疾病；也别以为不必坚持人们远离种族结核病菌，就可以战胜种族结核病。”清除意味着不择手段地用暴力把犹太人移出德国。1921年4月，他告诉听众：“犹太问题”只能通过“蛮力”来解决。他在1923年1月说：“我们知道，如果他们上台掌权，我们就会人头落地；但我们也知道，如果我们掌握政权，‘那么让上帝怜悯你们吧！
这章写法不是那么社科，更像是文学，先介绍巴伐利亚革命被镇压的背景，然后引出希特勒及其党派的的诞生和发家。比较“新颖”的史料内容是纳粹党虽然主要假想敌是社民党，但是宣传方法和理念都是学习社民党的，并且用此方法来系统性的反犹，捎带对资本主义表达一些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