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 结局

嘉庆皇帝统治之初，允许道员使用奏折，信息来源因而拓宽。
事实上，外省布政使和按察使的奏折几乎同样稀少。而且，道员的大部分报告都是以咨文的形式上达，加以撮述写入督抚所上奏折，或偶尔作为奏折附件。对道员来说，上司掌控着他的提拔和前程，越过或站在上司的对立面具奏几乎不可想象。因此，允许道员具奏的改革很显然在当时没有多大意义（当然，费正清发现，在鸦片战争期间，道员的确直接上奏，偶尔也从远离他们上司的地方上呈重要的消息）。
在历史发展中，中国人如果不努力解决专制皇权为所欲为的问题，那才是令人惊诧的。同样，如果看到历史确实在自我重复，中国人如果发展出了西方式的、对于君主权力的成文宪章式的限制——如同来源于在兰尼米德挑战英国国王约翰的男爵们的行动一样，那也将会令人诧异。因为缺乏西方政府特色的正式法定制约，中国的大臣再次——这次是通过一个内廷的枢密班子——创造了许多方法，非正式地施加他们自己的影响，并且限制君主不受约束地干预决策过程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