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录

真正的“封建社会的破坏力量”有三种：一是贪官污吏、恶霸劣绅、昏君奸臣和其他黑暗势力，二是农民起义军，三是落后于封建阶段的外族势力的入侵。侠客主要是第一种破坏力量的遏制者和反对者，他们以自己的游侠活动伸张正义，铲除强暴，激发人们扶困济难的精神，维护着社会生产秩序的正常运转。虽然采取法律以外的形式和手段，却在很大程度上出于被迫，因为他们的对手身就是一伙不可理喻的非法作恶者
有点类似《例外状态》所说，革命是悬法，它的正义性不能由它所欲推翻的既有秩序来判断，而要在尘埃落定之后以新建秩序的结果来判定。
    香港在一个半世纪中，政治上为英国的殖民地，经济上由自由港而逐步发展成繁华的国际性商业中心与金融中心，文化上则呈现出东西方文化长期并存、相互渗透，传统文化又和“五四”新文化乃至左翼激进文化共处一堂、公平竞赛的奇异局面。在香港，1949年后由内地政权力量发动的种种批判运动虽有波及，影响却不大，许多破坏性的负面影响因此得以避免。而内地学术界、文化界取得的新进展（例如在各民族一律平等原则下客观地评价有清一代的历史，高度肯定康熙、乾隆的作用；对明中叶以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所取得的进展；对明末李自成起义和清代太平天国起义的深入研究；文物考古上获得一系列重要发现，古籍整理上的若干成就；等等）则受到香港学者、文化人应有的重视，从中获得益处，不像台湾那样因政治歧见就对大陆的情况严密封锁，可以说，香港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文化上同样保持着自由开放的姿态。虽因不断受南业浪潮冲击，文化上也难免有过于商业化的问题，但就整体而言，社会文化生态处于基本正常、从未失衡、从未受到政治干预的状态中（1967年受“文革”影响而出现的短期情况除外）。
    武侠小说是这样一种小说：它必须写出侠士们在实现自己行侠仗义、救民济世的抱负时，如何施展和依靠了他们那些超常的奇异的技能，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武功”。作家越是施展才华，把侠士们这种武技描写得神奇独到，对读者可能越有吸引力。这正是武侠小说区别于其他小说的独特之处。
    金庸在个人与社会总体的关系上，主张要为多数民众的利益着想，赞美乔峰，郭靖以天下为己任的人生态度；而在个人与个人的关系上，主张尊重个性、保持独立人格，同情和肯定上述一大批具有真性情的人物：这正代表了现代意识的两个重要侧面。人，总是既要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又要保持独立的个体人格的，两个方面不可偏废。像近代西方有些人那样只讲个性自由，以致自我膨胀，人欲横流，社会公众利益受到侵害，社会就会发生种种问题。可是像古代中国有些思想家那样，只肯定群体或王权利益，过分抑制甚至无视个体利益，牺牲人的个性，社会也会死气沉沉，令人窒息，造成许多悲剧。只有将社会责任和个性自由两者兼顾，才真正是人类现代社会所应有的健全意识，才真正是金庸所要表达的现代意识。
    金庸武侠小说包涵着迷人的文化气息、丰厚的历史知识和深刻的民族精神。作者以写“义”为核心，寓文化于技击，借武技较量写出中华文化的内在精神，又借传统文化学理来阐释武功修养乃至人生哲理，做到互为启发，相得益彰。这里涉及儒、释、道、墨、诸子百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