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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很多中产阶级白人妇女离婚并且发现她们沦落到了贫穷和劳动阶层，于是女权主义积极分子开始谈论“贫穷的女性化”，并且呼吁人们关注美国的妇女经济状况。芭芭拉·厄伦瑞克（Barbara Ehrenreich）和科伦·斯塔拉德（Karin Stallard）的文章“新穷人”唤起人们注意越来越多的中产阶级白人妇女进入了贫穷阶层并且强调从1967年到1978年，各个阶层妇女的贫穷程度增加了，这几年是很多人所认为的妇女的经济繁荣时期：
    冷酷的经济新闻给人造成一种70年代是妇女“解放的十年”的假象。对于某些妇女，在某些方面，它是。年轻、受过教育并且有进取心的妇女，通过打拼进入了曾对她们关闭的职业，如医学、法律、大学教师和中层管理。
    在煤体上，有着2到3个孩子和旅行车的郊区家庭妇女是旧式的女性的理想形象，现在取而代之的是拿着公文包、穿着套裙的进入较高社会阶层的职业妇女。电视上“新闻节目女主持人”变得和昨天的新闻一样常见，chairmen变成了chairpersons，于是有时似乎惟一阻碍妇的东西是不够“自信”。但是在乐观的画面下面，作为个阶级的妇女一年轻的、年老的、黑人、白人一正在逐渐失去她们的场所，而其中的黑人和西班牙妇女则更加贫穷，她们遭受着最惨重的损失。不幸的是，白人妇女并不是偶然地到最近才开始关注这样的损失。阶级主义和种族主义形成了这样一种妇女观点，即资产阶级白人妇女认为这样的损失不发生在那些被剥夺者中间便不需要去注意它们。与此同时，最近很多对妇女和贫穷问题的关注（来自女权主义者和右翼）暗示着由于越来越多的白人中产阶级妇女可能有一天会进入贫穷阶层，于是这个问题便更加悲惨，更加值得注意，是一种更加需要改变的状况。这样处理妇女和贫穷的问题给了一个群体的妇女状况以特权。它鼓励妇女们去审视失业、离婚等等给白人妇女所带来的影响，而不是促使我们去关注妇女整体的经济地位。如果女权主义积极分子始终在注意整体状况，它就不会对妇女作为一个群体是在失去而不是得到经济地位的情况感到吃惊，也会更早地提出这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