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诚与反叛 六、忠诚的“集中”与反叛的集中

并且，这一舞台转换并非只是特定意识形态的“输入”问题，而是有其特殊的社会背景。随着寄生地主制在全国的“完成”，地主作为“国家”与“共同体”的自主性中介的机能逐渐为官僚制所吸收。也正因如此，中坚自耕农的维持与地方自治的“振兴”在明治四十年（1907）左右开始被提上日程。系统农会的成立（明治四十三年[1910）、市町村制的修改（明治四十四年[1911]）、“报德会”等兼具技术指导和“修养”性质的地方团体的涌现等，都体现了一种重建“邻保共助”系统的动向。“帝国在乡军人会”（明治四十三年[1910]）的创立，也作为这种“地方自治”再建过程的一环，发挥了重要的社会作用。明治后期，在地方和都市的实业、教育、宗教、军事、社会事业等广泛领域里涌现的社会集团，无疑是第一次、第二次产业革命的自然结果，但无论从意图上还是从结果上来看，它们的活动都并不直接服务于体制统合。不过，这类一般性集团的涌现对于当下忠诚问题的意义，与其说在于它们的实质性机能，不如说在于被这些功能集团组织起来的成员于无意识中共有的忠诚范式。换言之，尽管这些集团和组织的目的是多样的，但其内部的人际关系和组织法则都是两种“模型”的结合（上层官僚制模型的“下降”，和下层家或村落共同体模型的上升”），在这一点上它们大同小异，说得极端些，那里无疑是大小无数的相似三角形的集合。一君万民的天皇制集中，正因为这些机能多样、忠诚范式却整齐划一的社会中介的存在，才能呈现出宛如在向多元价值或复数集团分割忠诚的样子。这一点同时又导致集团基至集团内部无限地向内收敛，越来越闭塞，又或者成了孕育本位主义的温床。这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社会效率，但不得不说，它在另一方面有效分散了天皇制忠诚的过度集中带来的危险。
与之相对，反叛的政治集中是不加引号的，也就是单纯的集中。它结晶成了与被伪善、腐败和阿谀所腐蚀的体制做抗争的“志士仁人”的社会主义（抑或无政府主义），因此纯度很高，但在国民基础上与加了引号的天皇制“集中”不可同日而语。在这个时代里，“从下方”回应志士仁人的期待的，不是在安定生活里有着自主性组织且受过训练的无产阶级，而是在社会保护和福祉之外的、被遗弃在荒乱简陋的贫民窟式生活环境里、被残酷驱使着的半流浪的“劳动者群体”，和他们近乎生理爆发式的反抗（比如明治四十年[1907]以后，足尾铜山、别子铜山的暴动，以及基础产业里频繁发生的罢工）。无论从表现形态上还是从精神气质上来看，这些反抗与其说是“运动”，不如说与德川时代的“一揆”“捣毁”等“骚扰”是一脉相承的；而从其生活基础的流动性、无根性来看，甚至可以说它比德川时代的“骚扰”更缺乏持续性，更难以积蓄成果（因此，一旦为军队、警察的组织性暴力所镇压，就会很快结束）。一方面是外来的革命思想，另一方面是尽管自发却以失范（anomie）状态为基础的激情爆发，这两种纯粹的激进主义的“直接”结合，成了日本此后社会、劳动运动的长期传统。不过，在资本主义形势尚一片大好的明治末年，这一传统归根结底很难在一般国民的日常生活和日常关心中扎下根来。并且，像后文会论及的那样，尽管天皇制的忠诚象征在国内层面上以各种方式失去了强度，但甲午战争、义和团事变、日俄战争的相继爆发，以及随之而来的对外荣光，还是让共同体的国家形象得到了广泛流传。幸德秋水、木下尚江等“志士”便主张对忠诚象征的攻击与发展反战论的任务是紧密相关的，从这点来看，这一主张怡恰是正中靶心的；但也正因如此，他们不得不在由共同体情感所发出的“非国民”“国贼”的骂声中保持着光荣的孤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