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命之谓性

§126《导言》解释了“法（lex)”的存在根据：“他以法立人（nos instruit pre legem)”。该表述点明了两点：第一，法者，大在立人之道，第二，人无法则不立。

§127何谓人之“立”？按照亚里士多德一托马斯哲学的立场，所谓人之“立”，就是人通过从潜能（potentia)到实现（actus)运动而发展出“善的习性（bonus habitus)”。这个过程用儒家的语言讲就是“立命”。身体是人的潜能，生命性是人的第一次实现。如前所述，相比于禽兽，人之独特生命性乃是“努斯／理智”。因此，所谓人的实现，本质上讲，是人的理智的实现。理智的实现，既是求真，也是求善，这是人的第二次实现。这种理智的实现，孟子类似说法叫“尽心”。

§128人何以“立”？人从潜能到实现的运动过程中，人获得了一种“第二性”：“习性（habitus)”。习性有善恶之分，善的习性叫德性，恶的习性叫恶性。只有发展出善的习性，即德性，人才得以立。因此，“人何以立”的问题就是人何以发展出善的习性，并避免恶的习性问题。人要发展出善的习性，并避免恶的习性，需要“知”与“行”两个方面工夫，并且人的“知”与“行”还必须是在共同体中完成的。法律与教育属于成就人之“善的习性(bonus habitus)”的基本外因。

与道德有关的“知”的工夫，就是“知善知恶”，“行”的工夫，就是“行善避恶”。那么，这善恶的标准在哪里发现？善恶之标准非假外求，本心自有，因为实践理性当中存在用以正行的全称命题（“90.1-30”），即良知。因此，“知”的工夫就是发现本心有的良知。本心自有的良知之所以被遮蔽，乃是流行的各种障见让良知无法照亮人的心灵。因此，“知”的工夫就是“揭蔽”。“行”的工夫就是让良知“正行（ordinare ad actiones）(“90.1-30”），“知行合一”就是“致良知”。教育是成全“知”的主要手段。良知之所以难“致”，乃是因为“知”的工夫未到；“知”的工夫之所以未到，乃是因为有一个影响“揭蔽”因素在强烈地发挥作用：“欲望”。
不亏是人心秩序，和孟子几乎一致。除了善的源流完全不同。比较郁闷的是这类比较，自然法的有《上帝与罗马》了，人心秩序作为立法依据（秩序起源）的有这本《托马斯·阿奎那〈论法的本质〉章句疏证 》了……还让不让人活了。现在唯一没看到的就是性善、性恶所对应的社会契约和近代发展的差异，尤其是性恶可以直接和森的最小自由联系。而遮蔽最高善带来的灵知主义，沃格林已经写的够多，几乎毫无空间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