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恰亚诺夫既拒绝资本主义农业，也拒绝集体化农业，提倡通过为小农户提供加工和销售的合作社，来为小农经济提供其应对(大)市场所必需的“纵向一体化” 。
:现代工业经济的来临是否必定会促使农业经济中资本＋雇工经营的兴起，并完全取代小农经济? 在如今已经经过相当高度工业化的中国，雇工经营的规模化资本主义企业到底占多大比例? 小家庭农户又如何? 中国的农业是否真像经典理论预期的那样，已经高度公司化?
相比于由资本主义式农业企业进行的大规模生产，家庭农业经营仍占据压倒性优势地位。对于笔者称之为“旧农业”(主要是由家庭农户进行谷物、油料作物以及棉花的生产)的那部分农业来说尤其如此。对于笔者称之为“新农业”的高产值农产品，尤其是蔬菜、肉蛋奶，很大程度上也是如此。后者涉及资本和劳动双密集的投入:一个劳力可以耕种4 亩旧式的露地菜，但同样，一个劳力只能管理1亩新型的塑胶棚蔬菜。
现代化投入带来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大部分被人口增长所带来的进一步劳动密集化(和过密化)蚕食掉。这与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这些第一批引进现代化农业投入的国家和地区十分不同。 (黄宗智， 2010:5—15)珀金斯( Perkins)和优素福( Yusuf)令人信服的研究早已指出，在1950—1980年间，中国农业的总产出每年增加大约2. 3％，而同一时期人口则每年增加约2％。 ( Perkins and Yusuf，1984:第2章)这是一个广为人知的事实。
中国人将对高价值农产品，如肉、禽、鱼、蛋、奶以及蔬菜、水果有更大的需求。高涨的需求也带来了这些农产品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尤其是在靠近城市以及交通线路的地方。这就引发了笔者所说的“隐性农业革命”。之所以称之为“隐性”，是因为这场新的革命并未显而易见地带来某种作物单位面积产量的提高——即历史上那些较早发生的农业革命所带来的那样。相比之下，隐性农业革命的突出特点是，它带来的是农业结构的重构——高价值农产品在农业生产中的比重前所未有地扩大了。
而在今天的印度，足足45％的农业劳动力是无地的农业雇工( Mahendra S. Dev，2006；Vikas Rawal，2008)。[36]如此高比例的农业无产化带来一个严重后果，即相当比例的人口生活于贫困线之下。
长江三角洲雇佣劳动衰落的关键在于家庭农场已经发展成为一种极其强韧的生产单位。通过在棉纺、棉织以及养蚕、缫丝中使用便宜的家庭辅助劳动力，它高效率地把农业生产和家庭手工业结合在一起。这些辅助性的手工业活动(被现代汉语形象地概括为“副业”)增加了家庭的收入。笔者使用农业生产的“家庭化”这一概念来描述这个现象。相比经营式农场，家庭化生产使农民家庭能承受更高的地租，即更高的地价。因此，家庭农场逐渐排除了经营式农场。 (黄宗智，1992)
与西欧“原始工业化”过程中手工业与农业的分离不同，中国的手工业一直和农业紧密地交织在一起，构成了笔者所说的“两柄拐杖”——农民家庭同时需要这两者才能生存。手工业一直没有像西欧那样从农业中分离开来，没有通过“原始工业化”(以及小城镇的蓬勃发展)而变成一种城市现象。 (黄宗智，2011b)
只要农村存在剩余劳动力，这种半工半耕的家庭经济单位赖以存在的关键结构性条件就会继续存在。这是城市制造业和服务业能够维持廉价工资的重要原因，也是农村地区低回报农业和面积不足以维持生存的家庭农场能够维持的重要支撑。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多提倡农地的更完全私有化。但他们没有考虑到的是，那样的话，中国农业的前景将会成为像印度那样，无地农业雇工将占到越来越高的比例。这个体制性因素强化了中国农民家庭经营的强韧性(并且遏制了农业无产化)。
目前中国农业和农村社会所面对的选择并非“市场经济还是计划经济”，也非“集体化社会还是‘橄榄型’中产阶级社会”，而是要在印度式的农业资本主义和恰亚诺夫设想的家庭农业发展模式之间进行选择。后一路径需要的是市场经济环境中的农业现代化和纵向一体化。这需要依靠公共机构与合作组织的协作来实现农产品从加工到销售的产业链条化，而不是依靠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所提倡的由大型资本主义农业企业主导的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