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上站满海鸟的孩子

写这首《八声甘州》时，苏轼五十岁左右，当时是他第二次在杭州做官，又得到召他回京的调令。这本来是好事，但因为他一生总是在“被贬——召回——又被贬”的循环中，所以这次离开杭州时，并没有飞黄腾达的得意，而是觉得吉凶未卜。他写这首词给参寥子，里面居然有种交代后事的意味。
钱塘江经过杭州，在江边有个地方叫作西兴浦。有一次我去杭州讲课，一抬头发现学校对面就竖着“西兴渡”的牌子，那时忽然有种时间重叠的感觉。苏轼当年站在这里，看着忙忙碌碌的渡江人。而今天我站在这里，过江的双向车流携带着更多的人，争分夺秒，有些要进入杭州市区，有些要从市区出来进入新城。每个时代的人都以为自己过着全新的生活，只有诗人和哲学家会停下来询问：我们的经历在漫长的历史中，是不是一轮轮重复？
我们该如何回忆历史，该如何看待历史中个人的位置？有些人从不去想自己出生之前和死去之后的事，那和他们无关。只有今天股市的K线，这个月楼市的波动，顶多三五年前的决策与他们有关。但另一些人可能处于一种更有知觉的状态，好像有第三只眼，既能够感受到现在这个时间点上的自己，又能够跳出这个时间点思考未来的人如何看自己。这种跳出去看的能力有时候会带来痛苦，在觉得一切都还不错的时候，它告诉你这是短暂的。可是在另一些时候，它又会带来慰藉，建构起一个关于过去时间、现在时间与未来时间的框架，帮我们找到某种超越一时一刻成败悲欢之上永恒性的东西，那大概就是古往今来人类精神在某些层面的共通感。我们相信这种共通感会留存到未来。
中国的古代诗歌非常看重跳出此刻的局限，以联通古今的方式观照存在。不管是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还是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都在表达这样的意思：我既是一个现在热闹生活的我，又是一个从未来看待终将死去的我，还是一个永恒不变的生命流动体中的一员。所以，对于“我到底是什么”有很丰富的体验。这些体验中间也有很多情绪，它们互相抵触，也可能互相支撑。
古典诗句的长短蕴含着情感的节奏。“有情卷潮来，无情送潮归”，感觉非常均衡，不大看得出情绪和倾向。但“有情风，万里卷潮来，无情送潮归”却像江海上的潮水，一涌一还。“有情风，万里卷潮来”，情绪比较高涨，带有极大的动能。可是当它退去，“无情送潮归”，又比较简短，显得疲惫。这样一种奔赴而来和慢慢退去之间的张力，就是一个经过了青春岁月、历尽沧桑的中年人的感受。他还记得很多年轻时的志意，但他更有深深的疲惫，不愿多说。
历史也是如此。每一次风潮卷来之时，人们都群情激荡，风潮退去却都悄然无声。苏轼所在的时代同样风潮激荡，在新党与旧党的争斗中产生了无数悲剧。苏轼的屡次被贬甚至在“乌台诗案”中几乎被处死，就与他不停地卷入党争有关。他在二十岁时就被赋予的政治期许最终没能实现，也是因为党争。所以“有情风，万里卷潮来，无情送潮归。问钱塘江上，西兴浦口，几度斜晖”正是说这样的事苏轼一生中已经历过很多次，而我们漫长的历史更是无休无止的、循回往复的潮来潮往。
这就是“思量今古”。可他说的是“不用思量今古”。不用再思考历史，因为在思考的这个瞬间，在想从历史中获得解释的瞬间，新的历史已经开始了。在我们一抬首、一低头的刹那，一切又都变了，这就是“俯仰昔人非”。苏轼想要表达的是，当我们想站在一个点上客观地看待过往时，这样的观察是不可能准确的，因为观察者本人也处在变动的时间之中，因此对于过往的观测带有自身的种种限制，不可能有绝对的客观，知晓绝对的真相。这很像现代物理学上的不确定性原理。它的提出者维尔纳·海森堡说：In the sharp formulation of the law of causality-- "if we know the present exactly, we can calculate the future"-it is not the conclusion that is wrong but the premise. （Heisenberg, in uncertainty principle paper, 1927）。对于历史，我们所能得出的唯一准确的解释，就是不确定本身。
很多古诗都会表述这种一切变化、一切不确定的感觉。我觉得中间藏有很大的智慧，帮我们摆脱束缚。因为它会告诉我们，我们现在所认同的、以为重要的事，都是基于自身所选择的文化和价值体系，而文化和价值体系本身也在变动中。当固着在某种纠缠、不明或苦痛中时，如果能意识到不确定的必然性，我们就可以像白鸥一样矫翼上升，升向另一个自由开阔的维度。在中国古代的诗人中，苏轼的诗中有许多这种表达。比如《西江月·照野弥弥浅浪》的结句“解鞍欹枕绿杨桥，杜宇一声春晓”[插图],《临江仙·夜饮东坡醒复醉》的结句“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插图]。在困扰的死结上，苏轼常常有一种超越、一种飞升，也因为有这种更高的视界而显得宽和、平静。我们常说苏轼的词“旷达”，我想就与此有关。
飞升带来的是什么？用李商隐的说法，是“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插图]，是因为享有了极大的、没有边界的自由，而感到与真实的人类情感失去联系的孤寂。“存在”可以忍受孤独，而“意义”这种东西，必须建立在与他人的联系之上，失去这种联系就会堕入虚无。人类心灵的诉求有一些原始的准则，我们希望同时享有“海上生明月”的超然和“天涯共此时”[插图]的亲密，艺术如果只是偏向对寥廓与清冷的诉求，将会变得无聊，如果只是偏向对人情人欲的呈现，就会变得琐屑。而苏轼最可爱的一点，就是他对形而上世界的追求不以与人的疏离为代价，能在“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的同时“相与枕藉乎舟中”[插图]，在“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时“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插图]。这首《八声甘州》同样如此，在宇宙博大、虚空、不确定之下，有对于人类关系的确定。他很确定地说：“谁似东坡老，白首忘机。”在哲学的质问和虚无之下，人的本质没有被消解，那个生机勃勃、喜欢吃肥肉、会开玩笑的苏轼，坚定、自得地站在那里，自称“东坡老”。这真有点像不管见到什么菩萨如来、狂风暴雨都敢拍胸脯自称“齐天大圣孙悟空”的那只猴子。
“白首忘机”用了《列子》里的一个典故。有一个小孩住在海边，和鸥鸟关系很好。他每天只要伸出手来，海鸥就会飞到他的手上，有时候全身都站满了鸟，他从来没觉得这有什么了不起。可是有一天，不知什么原因，可能有人告诉他这事不简单。他忽然意识到吸引海鸟原来是种不同寻常的能力，就想等海鸥下次落在自己身上时，带它们向别人炫耀一番。当他刚产生这种想法，就再也没有一只小鸟落在他身上了。《列子》把小男孩在瞬间产生的要让一只鸟飞到身上来的动机称为“机心”。在此之前，他对海鸟的飞落只是自然地接受，任其来去。而一旦想要把控这个确定性，和谐就会消失。苏轼是在说，我已经是一个白发老头了，但我依然可以像小孩子一样，在这不可确定的鸟飞鸟还、潮来潮去中获得乐趣，而不要求谁来给我的前途许一个承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