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

记者清水洁
猪野诗织（当时21岁）、佳织
T先生（死党、记者），同事：编辑部摄影师樱井修、编辑部的年轻摄影师大桥和典、总编山本伊吾、记者藤本 、记者小久保大树
当市民感到恐惧时，除了投靠警方以外，就没有别的方法了，不是吗？然而警方却是这样的应对，岂不是叫市民自生自灭吗？“命案侦办也是，警方应该拥有压倒性的公权力，侦办状况却远不及一本摄影杂志的采访内容，这到底算什么？我觉得这件事就是个象征，暴露出结构性的问题。我想要提出的，就是这样的问题。”从这天开始，国会着手推动“跟踪骚扰行为规范法”的立法。国会质询隔天的九日，这次埼玉县议会也拿县警开刀了。在警察常任委员会上，县议员长沼威追究了警方的责任。
竹村议员第一次质询后的第三天，三月十日，原本一直保持沉默的诗织父亲实在看不下去，通过律师发表声明。在警方继续装傻的情况下，猪野先生以书面方式明确表示：“确实有刑警来问我们可不可以撤销报案。小女遇害以前，上尾署一切的应对处理，都令人无法接受。”
为什么刑警会特地要求被害人撤销报案？报道中也插入了警界人士的意见。“一旦受理报案，警方就有义务以书面形式报告给检察厅。此外，县警本部也会管理报案的状况。而且九月是上尾署新署长上任的时期，继续侦办的案子会被重新检查一遍。如果受理报案后快两个月都没有进展，会变成问题。但是如果被害人愿意主动撤销，就全部不算数了。我想比起解决问题，他们应该更希望案子本身消失吧。”
三月二十四日，县警一连串的谎言，终于逼得诗织的父亲下定决心召开记者会。让我印象深刻的是这段话：“问题不在警方有没有要求我们撤销报案。小女向警方求助，却惨遭杀害，这让我肝肠寸断。”我觉得真的是如此。问题的本质不在谁到底有没有说什么，我们却因为县警可笑的谎言，一直在问题入口原地踏步。为什么诗织非死不可？这个问题更重要。我觉得烦躁极了，县警到底要持续这种猴戏到什么时候？
T先生又捎来奇妙的消息。久保田在犯案中使用的凶刀，搜查本部到现在都还没有找到，而且丢弃的地点就在命案现场附近。案发当天，久保田杀害诗织以后，穿越现场的大型购物中心自行车停车场，徒步经过后方的社区，接着坐上停在社区出口等候的川上的车子逃走。但是上车的时候，凶器已经不在了。久保田说他把凶刀藏在集合住宅的灌木丛内。在命案当中，没有比凶器更确凿的物证。而在这起命案里，这也等于是“吐露只有凶手才知道的秘密”，然而凶刀怎么会找不到？如果让久保田重回现场模拟，感觉侦办会比较容易。是有人把凶刀拿走了吗？这起命案如此受人瞩目，如果有一把刀子就掉在命案现场后方，而且八成还沾着血迹，真的会有人把这种东西捡走吗？我被勾起了兴趣。如果凶刀还在现场，我们能找到吗？我和T先生、樱井三人决定来寻找凶器。
不知道究竟是采访谁问到的，T先生说凶刀是美国S&W公司生产的军刀。型号也查到了。久保田是在池袋的DIY卖场买到这把刀子的，没错，这家店就是池袋的随机砍人凶手和炸弹男购买凶器和材料的地点。在专门店的橱窗中发出森冷光芒的不锈钢刀，比想象中的更可怕。全长245毫米，刀身125毫米，双面刃的中央往两侧扩张。那可怕的形状让人觉得光是拿在手中，一不小心就会弄伤自己。刀柄是黑色橡胶材质，收在附有皮带夹扣的皮革刀鞘里。“这种双面刃，除了杀人以外没有别的用途了吧？弄不好，光是持有就会触犯枪械法了。”明明自己就在贩卖这些刀子的老板说。久保田用这把刀刺了诗织两刀。看到实物，就可以清楚地了解到那是出于杀意所为。有没有看到这把刀，对命案整体的印象应该会截然不同。我希望法官也能看到它。结果没能发现凶刀，但这场作业也并非白费。我们到处向社区管理员和居民打听，得知自从十月案发以来，就几乎没有半个警察来过这里。原来连凶器都没有仔细找过吗？多达上百名的搜查员一如往例，也没有来过这里吗？
“‘报案’笔录遭到窜改”。报道中提到，上尾署的刑警为了把诗织的报案弄成单纯的备案，任意窜改了笔录内容。我都没预料到如此夸张的状况。我一直以为县警是在隐瞒要求被害人撤销报案一事，所以才会撒谎，没想到他们实际上做的，比这要恶劣太多了。窜改笔录，这已经远非是否“要求撤销报案”的问题了。这等于是警方任意撤销民众的报案，形同抹消案子本身，对小松的侦办当然不可能有进展。
四月六日，县警调查小组发表了内部调查报告书，同时决定了对十二名警察的惩处，其中甚至包括县警本部长的名字。直接涉入窜改文件的三名警察受到惩戒免职的处分，并且以伪造公文等罪嫌，将相关文件送交检方。这三人是不愿意认真聆听诗织及她父母求助的刑事二课长K（48岁）与刑事系长F（54岁），还有到猪野家来“要求撤销报案”的假刑警，也就是巡查长H（40岁）。据供称，他们的动机是觉得报告义务及查案很麻烦，想要减少报案数量。如此坚称“没有那种事实”的埼玉县警，却以最糟糕的形式自打嘴巴，不仅就是事实，而且还恶性重大。一直隐藏在“女大学生命案”背后——不，一直遭到掩盖的“桶川案件”的全貌，这下总算要揭露出来了。然后负起责任的，就只有遭到惩戒免职、函送法办的三名警察，实在让人无法接受。这根本是断尾求生。
在进行《FOCUS》第三期“警察批判”的采访时，记者小久保于一月七日前往上尾署。这时他提出“刑事二课长K”的名字，质问副署长。
结果紧接着的一月十日左右，尽管警察早就把名誉毁损的证据传单丢掉了，但包括K在内的三名搜查员为了伪装成好好保管的样子，铆起劲来伪造文件。自从七月二十九日的提告笔录被窜改为备案后，直到九月七日左右都毫无作为的搜查员，却在这时突然行动起来，只能说一定是因为小久保前去采访的缘故。
同一时刻，其实上尾署又让诗织的父亲再次制作了名誉毁损的报案笔录。他们那时候才又把诗织的母亲带去传单张贴的地点，拍下照片。被周刊指责“毫无干劲”时，诗识的笔录由于遭到窜改，早就变成了“备案”。那篇报道肯定让上尾署相当慌张。名誉毁损是亲告罪①，如果没有被害人报案，即使能够侦办，也无法逮捕嫌犯。为了粉饰成报案笔录存在，警方只好弄出一份新的报案笔录。
但是即使只有一家，也被周刊爆了出来。这真的是只有那名刑事二课长K等三人能够独立完成的事吗？更合理的推测是，在这个阶段，上尾署还有搜查本部已经有相当多人知道诗织的笔录遭到窜改。而且巡查长H后来在自己的审判中说“窜改笔录，是以前上司教我的，其他案子也曾如法炮制”，看来在警界是相当普遍的情形。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如果市民感到恐惧，想要求助，就只能投靠警察署。守护辖区内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这不正是警察最重要的任务吗？这种事连小学课本都写了吧？然而上尾署拼命守护的，却是“轻松的工作”“名誉”和“地位”，绝对不是市民……
据说刑事二课长K长年任职鉴识课，其实几乎没有办案的实务经验。电视报道中说，课长K在讯问中供称：“我对自己指挥办案的能力感到不安。因为手头还有其他案子，我想尽量不增加新的案子。”不过真的是这样吗？现在我连这都感到怀疑。刑事二课长K真的只是因为这样，就对诗织与父母连续两天拼命的求助充耳不闻吗？因为这样就推诿报案吗？因为这样就甚至要求撤销报案吗？
还有一点，是我在这次采访中一直感觉到疑惑的。上百名搜查员都到哪里去了？命案发生后两个月之间，在我查出行凶的歹徒是谁以前，他们都在做什么？第一场记者会，也就是樱井用电话向我报告的那场记者会中，警方是怎么宣布的？“古驰”“普拉达”“厚底长靴”“迷你裙”……这样描述被害人的外表，到底有何用意？
还有诗织刚遇害的时候，各家报社记者在夜间进行非正式采访时，搜查员一直是怎么告诉记者的？“那是酒家女的三流案子啦。”这不是太过分了吗？警方可以这样诱导媒体吗？到底是出于什么用意，要把一个普通女孩套进某种模子里？
见饵就咬的媒体也实在糟糕。这些传闻不断增殖，出现在八卦节目、周刊杂志和体育报上。“酒家女”“迷恋名牌”等形容，在警方的推波助澜下，塑造出一个甚至让人觉得充满恶意的虚像。换个说法也就是为数惊人的媒体落入了警方的圈套。讽刺的是，小松和人一直想要毁掉诗织的名誉，而警方和媒体联手达成了他的心愿。久保田刚落网的时候，就连发行数量全日本第一的大报，把诗织写成“曾经做过酒店小姐”。这些报道，与那天四处张贴的黄色传单又有什么不同？况且是不是酒家女、是不是迷恋名牌、是不是酒店小姐，跟命案到底有什么关系？
小松和人遭到通缉，各家媒体总算报出他的姓名，这次又这么写：“当时与特殊行业老板交往的猪野诗织……”就像前面说的，小松和人伪装职业、姓名和年龄，自称“汽车销售业务小松诚，23岁”，亲近诗织。诗织至死，都不知道和人从事什么工作。即使想知道也无从得知，警察也不肯调查。报纸这样的写法，真的能说是传达了“事实”吗？看到“与特殊营业老板交往”这样的描述，一般读者还能够把被害人当成“普通”的女大学生吗？然而报道却写得仿佛诗织是明知道这一点才跟小松交往的，岂不是太欠缺顾虑了？
诗织遇害时，警方的应对恶劣至极。他们打电话到猪野家，不理会不知道出了什么事而忧心如焚的母亲，问起：“你女儿今天早上穿什么衣服出门？”明明诗织身上带着驾照，警方早已确认她的身份了。总算得知女儿遇害，母亲想要赶去医院，却被警察先叫去警署，然后父亲也被叫去，没完没了地讯问。这段时间，父母对被送去医院的女儿的伤势担心得不得了，警方却哄着要他们放心，实际上却把他们绊在警署长达十小时以上，害他们连女儿最后一面都见不到。结果父母在警察署内接到女儿的死讯，震惊无比，警方却还不断拿出文件要他们填写，直到填完之前，甚至都不让他们见到遗体。这种蛮横，真的能够允许吗？办案就这么重要吗？记者俱乐部为政府机关服务，而警察为法律服务，两边都很了不起。但如果其中没有“人性”，就毫无意义。日本这整个国家到底是怎么了？
你知道吗？杀人太容易了。只要雇人，花个几万日元就办得到了。我也要雇人宰了诗织，把她爸妈也杀了。因为她爸妈也有责任。我要让她再也没办法工作，要不然就宰了她。动手的时候，我会让我信任的伙伴去做。我有一堆这样的伙伴跟部下。”和人以病态的表情说个不停，佳织拼命劝阻他：“你自己也有父母吧？如果你自己的父母遇到这种事，你会怎么想？”“不，我相信的只有我哥。我哥愿意为我做任何事。跟我爸妈无关。他们怎么样都无所谓……”
小松早就打点好了。警方已经不能依靠了。我已经完了。我一定会就这样被杀死。”诗织这样说。
我正准备出门采访，发现埋着“之助”的草地冒出向日葵的芽来。那天和“之助”一起埋下的它最爱的向日葵籽，不知不觉间长出了一根挺立的嫩芽。明明埋了好几颗种子，却只有一颗发芽，令我觉得十分奇妙。我时隔许久来到“之助”的墓前，蹲下来合掌。生命就是像这样在不知不觉间萌芽的……我边合掌边想。请你就这样健壮成长，有一天开出大花来吧！“之助”留下的这棵向日葵对我来说是特别的，因为诗织最爱的花也是向日葵……
这天，国会通过了《跟踪骚扰行为规范法》。如果说这起毫无救赎的“桶川案件”留下了什么，那就是这部法律吧。如果有这部可以规范纠缠骚扰行为的法律，这起命案或许会是不同的结局。但是不管法律订得多么好，运用它的毕竟还是人。不可能世上所有的跟踪狂问题就此得到解决，最重要的是，如果能够对拼命倾诉的被害人多一点同理心，其实也根本不需要法律。巧的是，五月十八日这天，刚好是诗织的二十二岁生日。
诗织坐倒在她所爱的这个城市，倒在这个地方。过于短暂的人生的终点，不是自家也不是医院，而是身边没有任何爱着她的人的、这条嵌着褐色地砖的人行道。在逐渐模糊的意识中、痛苦的呼吸与疼痛中，她到底在想些什么？是心爱的父母，可爱的弟弟吗……或者是那样拼命地恳求警察救她，却落得这种下场的不甘与憾恨？
无需再次赘言，诗织只是个普通的女孩。她喜欢向日葵、深爱父母和弟弟、珍惜朋友、疼爱动物，是这样一个随处可见的女孩。是直到最后一刻都担心着父母，说着“我爸和我妈好可怜”、就像在你身边的普通女孩。这样一个普通的市民，为何得这样死于非命不可？为什么诗织那样拼命求助，警察却听不见她的声音？为什么恐吓诗织“我要让你下地狱”，逼她直到死前都活在惊惧中的男人，完全不必服刑赎罪？为什么联合起来骚扰一个女大学生的男人们只被判了轻罪？为什么一个普通的女孩要被单方面地称为酒家女？为什么家属的声音会被警方掩盖？为什么诗织留下来的话没有人相信？还有，为什么诗织——或许有可能是你的女儿的诗织，非死不可？请再次好好思考她所留下来的话。想想这名除了留下这些话以外，再也走投无路的二十一岁女孩那孤独的“遗言”。“如果我死了，就是小松杀的……”
①亲告罪，指须有被害人告诉才处理的犯罪。——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