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意识：“五四”运动的前提以及戊戌变革为何失败

黄子平：对，作为现代民族文学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是以“五四”文学革命为第一个辉煌高潮的。而“五四”文学革命与中国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多次文学变革运动最大的不同，就是“五四”所要实现的文学变革，不是在中国传统文学封闭体系内部实现的，而恰恰是以冲破这种封闭体系，击碎“华夏中心主义”的迷梦为其前提的。这样，它就必然要主要借助于与中国传统文化异质的西方文化的冲击，说得更明确一点，就是以西方文化为武器冲击中国传统文化。
陈平原：我最近正在研究从戊戌政变到“五四”时期的中国文学，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为什么在戊戌政变前后，梁启超他们也接受了西方文化的影响，发动了文学改良运动，但却以失败告终，并没有、也不可能催生出现代中国民族文学，而“五四”文学革命却完成了这一历史任务？我想，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梁启超们没有摆脱“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改良模式。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就是主张在中国传统文化封闭体系内部进行局部的调整，而反对根本的变革。
钱理群：你所说的这个问题非常重要，也许正是许多争论不休、纠缠不清的问题的关键所在。我觉得，“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不仅为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的洋务派与改良派所坚持（当然，洋务派与改良派是有很大不同的，我们这里不作具体讨论），而且恐怕会成为贯串整个二十世纪的不容忽视的一种思潮。事实上，从“五四”以来就不断有人或直言不讳、或隐晦曲折地宣扬这种思想，也有在“五四”时期曾经激烈地反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后来又成为其积极吹鼓手的。我最近写了一篇论周作人与传统文化的关系的文章，其中就谈到周作人在敌伪时期提出了以“儒家人文主义”为“大东亚文化”中心思想的口号；在他看来，在“以孔孟为代表，禹稷为模范”的“原始的儒家思想”里，就包含了西方现代人道主义思想与民主思想，只是后来（汉以后，特别是宋以后）加进了法家成分，接受了佛、道影响，变成了酷儒与玄儒；因此，中国的思想、文化的改革只需要在传统文化封闭体系内部实行调整：恢复原始的儒家“人文主义”传统。
陈平原：按照周作人他们的逻辑，“五四”文学革命的先驱者（周作人自己也在内）运用西方现代思想武器对以孔孟儒学为中心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至少也是一种历史的“误会”与“偏颇”。
黄子平：这还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唱的是“外国有的，中国古已有之”的“老调”。看样子，“老调”还是“唱不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