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知识分子的悲剧

    重庆派及其周边的人与其说是从“惨胜”之中重建国家，还不如说是为确保自己的地盘与“日产”（日本人所遗留的财产）而忙碌。在另一种意义上，本地台湾人的上层阶级所具有的价值标准，应该是与自己的价值标准同质的，当初他们对这一点曾有所期待。后来则是透过由上而来、由外而来的强要。据说时间虽然比较短，但与台湾同样曾被殖民地化、有着被重庆派骂为“亡国奴”痛苦经验的东北三省出身者，程度上虽然有些差异，但与台湾省出身者在相当的层面上拥有共同的感受。
    原因虽多，但可以被认为是主因之一的，是中国全体未在同一时期被同一国家殖民地化，因此以“八一五”为转机再出发的出发线，不能以同一步调与同一感觉来进行的这一点是我要指出的。未尝过殖民地统治苦头，也可说仅经历过半殖民地体验的人，不必被丑诋为“亡国奴”的官员，抱着解放者的优越感，并且为追寻“惨胜”之蜜而出现时，当然不可能有充裕的关怀、同情等多愁善感的时间。他们昂首挺胸带着几分逞强，但毫不客气地将自己肯定的前近代统治价值，原封不动地、赤裸裸地自上覆盖下来，强加于人。
    从相反角度可来验证这一点的是朝鲜人的例子。意识形态的分裂暂且不说，他们是站在同一出发线，以共同的感觉体验到再出发的痛苦一换句话说是朝鲜人的知识分子体验过为了再出发而进行的与殖民者价值的对决一以全部领土、整个国家同时被殖民地
    化的不幸作为代价。这种大众性的表现从“广泛地拒绝使用日语”，
    还有在日朝鲜人研究者多数是从事历史的研究，以及许多作家站在
    抵抗文学的连续线上，继续写出优秀的作品，这些都可看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