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2文化、宗教及种族

二、文化、宗教及种族

    社会文化包含了一个小区或一群人所有传统、机制、艺术、神话和信仰的特质。在多元化的社会（如以色列和美国）中，多种文化团体在同一个国家中共同存在。在同质化的国家（如日本和沙特阿拉伯），种族皆为同一种，就常会让单一文化成为主导。
    将文化特质归纳综合，大多数还算正确，但也有例外。尤其在艺术领域，许多作品都故意和文化普遍现象不同。如果不了解这些普遍的特质，我们就很难了解某些电影，尤其是外国片，因为他们的文化与我们差异甚大。
    但归纳文化特质常会落入刻板印象，除非运用它时非常审慎，并且容许个别差异性。比如说，日本电影和日本社会一样，意识形态多半较为保守，喜欢社会同质妥协，高举家庭价值、父权，以及强调集体共识的智慧。电影大师小津安二郎最擅此道，见其电影《晚春》（见图8-15a）和《秋刀鱼之味》（见图11-21）。大部分日本人视不妥协的个人主义为洪水猛兽——因其荒谬的自大和骄气。但小林正树（见图10-6）和成濑巳喜男
    （Mikio Naruse）（见图10-23a）的作品，都是和那些被文化压迫的主角站在同一边。
    至于那些未碰过外国文化的人，他们的标准也可能放诸四海而皆准。他们对外国文化的知识经常是从电影而来。比如，美国电影总站在个人立场对抗社会。大部分电影都把弱者、叛徒、不法分子和不服从的人浪漫化，尤其是警匪片、西部片和动作片等类型电影，都强调个人的暴力和极端行为。与其他电影相比，美国片在性方面也比较强烈，节奏也较快，于是许多人刻板地认为美国人不守法纪，沉溺于性，且凡事求快。
    同样的，美国观众也经常被外国人迷惑，因为他们想在电影中找到熟悉的（美国的）文化形象，找不到就对之嗤之以鼻。比如日本片的角色很少在公共场合争辩，因为这样表现很粗鲁。于是，我们就得含蓄地推敲他们究竟在想什么（见图9-8b），同样的，日本人谈话时也很少互相注视很久，除非是亲密的互动或社会同阶层的互动。在美国互相注视代表礼貌，坦白和诚实：在日本，这却是不礼貌、不尊敬。
    每个国家都有特殊的生活方法，以及在特定文化典型中的价值系统，电影也是一样。比如英国有辉煌的文学传统和国际驰名的舞台剧，英国电影就特别带文艺腔，强调精雕细琢的剧本、文绉绉的对白、都会化的表演，加上华丽的戏服和布景。其中许多杰作均来自文学戏剧的改编，尤其是莎士比亚的作品（见图10-12a）。
    但是文化中永远有“他者”（The Other）——相对的传统，在文化中与主流大相径庭。英国电影的反文化是由左翼强调工人阶级、现代背景、地方方言、松散剧本、更富情感且倾向方法演技的表演，以及反体制意识形态的电影代表，像《厚望》（见图10-7）就是这种反传统的典型。
    另一方面，瑞典电影是由严谨的路德教派主导其精神面，尤其在大师伯格曼的作品中（见图10-10）。第三世界电影则执迷于新殖民主义、未开发经济、对女性的压制以及贫穷问题上（见图10-13、10-24b）。
    国家内部有多元文化者，常会有次文化与主导意识并存。探讨次文化的电影常强调不同文化价值间之冲突的脆弱平衡，就像《愤怒的葡萄》片中的那些俄克拉荷马农民，当他们想在加州与小区体制融合时会遭遇敌意。其他不少美国片则强调生活方式的次文化，如《夺宝大作战》中的军旅生涯、《逍遥骑士》（Easy Rider）中的嬉皮文化、《杂货店牛仔》，又译为《追阳光的少年》中的嗑药青年，还有《长久伴侣》，又译为《爱是生死相许》中的同性恋关系。
    如果加上时代和历史因素，意识形态分析便更复杂。比如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恐慌时期的美国片反映了许多罗斯福总统“新政”主张的左翼价值。至于在纷乱的越战——水门事件时代（约在1965年至1975年间），美国电影变得越发暴力、冲突、反权威。20世纪80年代的里根主政时代，美国电影与社会同步大转向至右翼，这时的片子多强调军事优势、竞争、权力和财富。
    宗教价值也包含同样的复杂性。即使强调世界性的宗教如天主教，国与国之间的信仰也不同，这些差异也在电影中被反映出来。比如在欧洲，教堂是保守主义的大支柱，法国天主教受荷兰詹森教派（Jansen）戒律森严的影响，接近加尔文和北欧的路德教派。布烈松的作品就充满詹森教派的价值观。
    在意大利，天主教则带有戏剧及美学性——费里尼的电影是一大代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代，意大利的装饰和美术艺术大多为教会所赞助，累积了丰厚的传统。在许多拉丁天主教中，解放神学运动带有左翼，甚至革命的观点。
    基督教分支也不一面足。其中有欢愉的黑人基本教义派，如《传教士的太太》和严肃、信仰重生的《温柔的慈悲》（Tender Mercies，见图11-20）主角所信仰的，带有白人、南方、劳工阶级和“乡下”等特质。每个宗教大多可分为开放和保守派，各有各的议题和重点。基本教义派在价值观上属右翼，强力认同根据传统《圣经》而来的宗教道德信仰。基督教基本教义派也按种族分类：白人的基本教义派在任何事物上都保守至极，但非洲裔美国人的宗教团体就在政治上开放自由。他们在20世纪60年代的人权议题上跑在前面，领袖即马丁·路德·金教士。不过，他们却在信仰和道德上特别保守。
    有时，有些宗教团体会特别反对某片的宗教描述，像马丁·斯科塞斯的《基督最后的诱惑》（The Last Temptation of Christ）是根据希腊小说家尼可斯·卡山札基原著改编，角度偏向以人道观点看耶稣基督。所有基督徒都相信耶稣之神圣，但每个教派都强调耶酥是神而非人。斯科塞斯在此片中描述基督的缺点、怀疑及困扰的观点，引起轩然大波。评论家斯科特·艾曼（Scott Eyman）因而反驳说：
    斯科塞斯敢于给我们一个有血有肉的耶稣，冒犯了那些狂乱信仰自以为拥有基督版权的抗议者，但就因为他们只能容纳一种耶稣形象，不表示别人就不可以讨论这个题目。
    依种族来分的社会族群，常依大文化系统而在宗教语言、传统及肤色上有特殊身份（常是弱势），即所谓少数民族。在美国可分为非洲裔、拉丁裔、原住民以及各种自海外涌入的移民，尤其是那些未完全融入主流的华裔美人，如《喜福会》（The Joy Luck Club）。
    偏向少数民族的电影会强调弱小少数民族和主流文化间的张力。比如在澳大利亚，许多新片都处理白种盎格鲁-萨克逊人的权力结构，以及黑肤原住民长久以来被压迫剥削的传统，如《吉米·布莱克史密斯之歌》（见图10-18）。同样的，《来看天堂》也叙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移民被迫迁至集中营的悲剧。美国和意大利、德国正在打仗，但没有人认为德国或意大利后裔会对美国产生威胁，因为他们是白人。
    非洲裔美国电影史学家曾分析美国电影史上黑人悲惨和可耻的电影，它反映了整个社会对待黑人的恶意。整个美国影史的前五十年，黑人角色总被划归为可卑的刻板形象（见图10-20）。
    20世纪50年代，西德尼·波蒂埃竟能以电影主角，而非歌星舞者、丑角的身份跃升十大排行榜。他的健康外貌，以及非常美式的尊严赢得了黑白两种观众的仰慕，而他的受欢迎也为电影的黑人角色打开一条路。20世纪50年代之后，黑人的形象逐渐（但缓慢）地改进，但是至今美国影视作品仍不乏种族刻板印象。
    当代电影中，没有导演比斯派克·李（Spike Lee）更具争议性（见图10-17a），甚至他自己的族群也频频修理他。在《为所应为》（见图5-14a）中，他探讨一个小区中黑人贫民窟居民与开披萨店的意裔美人间激烈的冲突。在《丛林热》中，他更将异族通婚问题戏剧化地摊出来——故事结尾，黑白通婚的男女分手，被小区中的偏见和自己的挫败感击垮。
    少数民族电影制作者偏爱现实主义风格（见图10-19a）。首要原因是现实主义电影制作费用低廉，可以在街道上拍摄场景，不需要昂贵的摄影棚设备。他们的影片通常成本较低，所以很少有高价的特效或者华丽的布景。而且，现实主义风格能展现一些真实场地的真正面貌和有社会学意义的细节。然而，这种现实主义倾向也绝非必然，例如斯派克·李的电影就以晃动的色彩、大胆的剪辑技术和摄影机运动闻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