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现代性的合法性展开辩论的尝试被冠以许多不同的名称，不过出于择优考量，我更愿意称其为反启蒙。“反启蒙”虽不是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造的词，却与他的名字广泛联系在一起。®伯林将这一术语用作与对启蒙运动的浪漫主义反动相差不远的同义词。他认为，启蒙运动与一种过度的还原主义以及人性一元论联姻，认为人的行为在时空层面上基本同一，并
因此受制于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解释法则。时至今日，这依旧是社会科学的官方观点，这一观点认为，人性不以时间为转移，仅仅对一个或有限的儿个变量做出回应。与之相反，反启蒙则坚持不同民族文化的多样性，相信文化要么作为有机体根据自身的内在原则而发展，要么是孟德斯鸠所说的“民族的一般精神”塑造了其独特的法律、风俗和制度。与其说反启蒙发现，不如说其重新发现了民族性格的重要性，这一观点认为斯巴达人和雅典人，希腊人和波斯人，德意志人和意大利人按照对世界的不同理解而行动，并且这些不同的理解不能被还原到关于行为的统一法则上。事实上，存在着一种多元主义或文化多样性，根据这种多元主义或文化多样性，不仅我们的某些次要特性，而且我们人之为人的基本特征一我们的心性、灵魂和心智一都不可避免地为历史和我们栖于其间的社会生活的复杂纹路所塑造。反启蒙与这一全新“历史意识”的兴起密不可分。
我不想在此就伯林对“反启蒙”这一术语的使用多加辩驳——我将在之后就其展开论述——而毋宁以一种更宽泛的方式用这一术语来描述一种返回式的运动，其导致了对现代性这一观念自身的重新思考和深化。我的思考如下。现代性的每次运动都会发展出一套完整的对立叙事。现代性与我们制度的世俗化相关，这一观念引发了对理性化和世界“祛魅”的恐惧市场经济和商业共和国的兴起反过来让位于在政治、文学、艺术和哲学领域得到表达的反资产阶级心态；从作为个体性和自由主体性之所在的现代性观念中产生了对于无家可归、失范和异化的关注；民主制的成就伴随着对从众主义、独立性的失和“孤独人群”的诞生的恐惧；甚至进步这一观念本身也生出了与衰退、堕落和萧条的角色有关的对立命题。这些并非完全是反现代的概念，因为它们是现代性自身结构的一部分。现代性已经与我们对其感受到的疑虑密不可分。在现代性及其批判间的循环往复似乎验证了德国的马克斯·霍克海默和西奥多·阿多诺这两位批评者的说法，也就是他们所称的“启蒙辩证法”。①
这一说法意味深长。现代性永远无法让自身完全免遭批判性质询，正是这一过程创造了现代性。那曾用来反对过去的批判精神转而反对现代性自身，造就其自身对现在的不满情绪，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现代性携带的对其自身计划的质疑和疑惑与驱使它考察其在古典时代和中世纪先辈的行动同源。实际上我想说的是，成为现代人便意味着要表现出不确定性和病态的一系列症状：从洛克的“不安”（uneasiness）、卢梭的“自尊心”（amour--propre）、黑格尔的“哀怨意识”（unhappy consciousness）和克尔凯郭尔（Kierkegaard）的“忧惧”（anxiety），到托克维尔的“焦虑”（inquietude）、马克思的“异化”（alienation）以及韦伯的“祛魅”（disenchantment）。这类怀疑态度甚至让某些人追问现代性的根基，并追问其所宣称的胜利是否为时尚早。现代性的观念让位于对历史的终结、“末人”的出现，以及后现代的兴起等一系列相关现象的恐惧。引自 启蒙辩证法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这一观点显然正确：每个论题都包含着其自身的反题。而每次启蒙运动也都产生了与之对应的反启蒙。这并不是说反启蒙只是一种反动。当然，曾经有，也一直会有反动者认为有可能将历史的时钟倒拨，恢复业已失去的有荣光的世界。可这并非反启蒙的运动中最为深谋远虑的代言人的目的。他们的目的并非恢复业已失去的世界，而是创造一个更加一往无前的新世界。发端于18世纪后25年的德国，反启蒙开始重新确认国家或民族的观念，将其看作某种较之于世界主义更高等、更高贵并且更值得尊重的事物。个别的事物被认为比普遍的事物更伟大，因为根据某种洞见，即道德完善只有在小型社会团体中才有可能，人们则由信任、友谊和公民自豪感的纽带所联结。我所称的这种反向运动已然以多种形式出现，从赫尔德和柏克（Burke）的人道和自由多元主义，到小说家和诗人的浪漫主义审美反动一他们认为资产阶级社会完全沉浸于与物质有关的事务之中，而对美好和人的高贵之处视而不见一再到无政府主义者和革命派往往十分暴力且锡利亚主义的拒绝，他们视现代性为一种“总体化的”或同质性的文化，无法容忍真正的个人主义、差异和特殊性。引自 启蒙辩证法反启蒙通常表现为有关衰亡的末日叙事的形式。从马克斯·诺尔道（Max Nordau）的《堕落》（Degeneration，乔治·索雷尔（Georges Sorel）的《进步的幻象》（Illusions of Progress），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的——可能是
错误的译名一《西方的没落》（Decline of the West），到阿拉斯代尔·麦金太尔的《追寻美德》和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Fukuyama）的《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The End of Historyand the Last Man）一这类作品都通过使进步观念反对其自身来宣称启蒙已经结束。他们并不将进步视为主要对人类历史由野蛮到文明的叙事，而是将其视为某种历史意识一某种世界观（weltanschauung）一之一，而它必然迎来自然的和不可避免的终结。如今此类关于衰落的叙事只增不减，即使它们看起来更加地社会科学化而不那么地末世论。预测西方文明即将或要在未来衰落的作品包括：伊恩·莫里斯（Ian Morris）的《西方将主宰多久》（Why the West Rules-一For Now），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的《文明》（Civilization：The West and the Rest），马・德曼（Thomas Friedman）和・姆（Michael Mandelbaum）的《我们曾经辉煌》（That Used to Be Us），以及乔治·帕克（George Packer）的《解体》（The Unwinding）。所有这些作品一有时以悲哀的笔调，有时并不一不仅预测了西方文明的终结，还预言某种新的野蛮主义可能回归。此类预言幸而未能应验——至少现在如此一尽管它们提出的警告值得严肃对待。引自 启蒙辩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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