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记:羞耻

每个人，甚至孩子，都知道什么是痛苦，而人们都知道痛苦往往是苍白的，没有明显的特征。它很少明确地呈现出痛苦的原因。即使具有明显的原因，也往往具有欺骗性。一个人可以相信或宣称自己为某个原因而痛苦，但实际原因却完全不同。人们可能以为一个人为了面对未来而痛苦，实际上他却是为了过去而难过。人们可能以为一个人为他人而痛苦，出于同情或怜悯，实际上他却是为了自己而悲伤——或深邃或浅显，或坦而言之或难以言表，有时埋藏得如此之深，只有专家——灵魂的分析者才知道如何去发掘它们。

尽管这似乎让人难以置信，但我感到一种彻底的失望和沮丧。那个时刻，三年来我所有思绪和秘密的渴望所集中的时刻，并没有激起幸福或我体内的任何其他感觉。我让自己从我的草垫上跌下来，爬向门口。一爬出门口我便徒劳地试图爬得更远，然后我只是躺在林间的地上睡着了。

这是我们所熟知的羞耻——每次筛选之后，每次我们被迫目睹或屈服于某种暴行之后，这份羞耻就会吞没我们。德国人并不了解这种耻辱，只有正义之人见证了他人的罪行时才体会得到。它是一种罪恶感——这样的罪行竟然存在，这样的罪行竟然无法挽回地发生在这个现实的世界中；而目睹了这桩罪行的人们，他们追求正义的意愿被证明如此软弱或徒劳，他们面对这罪行束手无策。

如果在正常的生活中，相同的经历带给我们的痛苦要比在集中营中大得多，因为在集中营里，我们的道德尺度已经改变。而且，我们每个人都在偷盗——在厨房里，在车间中，在棚屋里，总之，“从其他人的手中”，从对立面，但仍然是偷盗。有些人（极少数）陷得如此之深，以至于偷盗自己伙伴的面包。我们不仅忘记了自己的国家和文明，也忘记了我们的家庭、我们的过去、我们曾为自己幻想过的未来，因为，就像牲畜，我们被局限于现在。

首先，自杀是人类的行为，而不是牲畜的行为。它是深思熟虑后的行为，是非本能的、非自然的选择。而在集中营里很少有选择的机会：人们就像被奴役的牲畜一样生活，只能任人宰割，但不会杀死自己。其次，正像那句老话，“还有其他事情要考虑”。集中营里的一天是忙碌的：人们必须考虑怎样填饱肚子，怎么逃脱疲倦和寒冷，避免毒打。正是时刻笼罩在头顶的死亡阴影，让人们没时间聚精会神地考虑自杀的想法。最后，在大多数情况下，自杀是由未被惩罚而减轻的罪恶感所衍生的行为；那么，当集中营的严酷生活被视为一种惩罚，罪恶感（如有惩罚，必有罪恶）已隐藏在潜意识之中，而在解放后，这种罪恶感重新浮现在脑海中。换句话说，并不需要因为某种罪行（真实的或虚幻的）而通过自杀来惩罚自我——罪恶感所带来的每天的痛苦就是对一个人的惩罚。

为什么会有罪恶感？当一切都结束时，我们意识到我们无所作为，或做得不足以抵抗将我们吞噬的体制。对于集中营里，或者更准确地说，对于某些集中营里失败的抵抗，已经有太多、太肤浅的说法，甚至来自于那些要为完全不同的罪行负责的人们。任何曾尝试抵抗的人都了解，在某些情况下，集体或个人的、积极的抵抗是可能的；而在其他绝大多数情况中，抵抗是不可能的。众所周知，尤其在1941年，上百万苏军将士落入德国人之手。他们年轻，一般身强力壮，受过军事和政治训练，常常由士官、见习军官和军官组成有组织的集体。他们仇恨侵略他们国家的德国人，但他们很少抵抗。纳粹所主宰的和运用的手段如此经济方便，轻而易举——营养不良、剥夺自由，加上其他身体疾病，在毁灭之前便让他们迅速瓦解和瘫痪，尤其是在此之前便让他们经历了数年的隔离、羞辱、虐待、被迫行军、撕裂亲情纽带、消除与外界的接触，也就是说，正如大量集中营囚犯所经历的，在进入奥斯维辛之前，便经历了地狱般的犹太人隔离区和集中营。

是一种审判，而幸存者相信，对于那些听到他的故事并用肤浅的事后之明来判断的人们（尤其是年轻人），或者完全持排斥态度的人们——从他们的眼中能看到这种审判。有意或无意间，他感到受到指控和审判，因而迫切地为自己进行辩护。

然而，相对的是，几乎每个人都因为忽略了他人的求助而感到自责。在集中营的生活里，你的身边总会有一个更脆弱的同伴，也许不够机灵，太老或太年轻，用他苦苦的哀求，或者无声胜有声的恳求，让你心烦意乱。那些请求——请求帮助，请求安慰，甚至只请求一双倾听的耳朵——是持续而广泛的，但很少得到满足。缺乏时间、空间、隐私、耐心和力量，而最常见的，是被请求的那个人发现自身需要也亟待满足。

我怎么能在奥斯维辛活下来？我的原则是：第一考虑我，第二考虑我，第三考虑我，然后什么也不想，然后再考虑我，最后才是其他人。

平民的”道德标准再次出现在我们之间。而如今作为一个自由人的我，去衡量那个虐待狂“卡波”的死——默默之中，只要橡皮轻轻涂改便判决生效，无须上诉便被处以极刑——如果用同样“平民的”道德标准去衡量，这无疑令人恐怖。这迟到的羞耻是否合理呢？当时我无法确定，现在仍然无法确定，但我的确感到羞耻，而且这羞耻具体、沉重而持久。达尼埃尔已经去世了，在作为幸存者的聚会中，我们之间有着兄弟般的友爱，但那次忽略伙伴的罪恶，那些未被分享的水，横亘在我们之间。显而易见，这罪恶虽然未被说明，却仍可被察觉，并且“代价高昂”

你会不会感到惭愧？因为自己替代他人而活下来？特别是，死去的那个人比你更慷慨、更敏感、更有用、更聪明、更有活下去的意义？你无法阻止这种感觉，你自省其身，搜寻你的记忆，希望找出其中的所有原因。

他告诉我，我的幸存不是偶然，不是运气的积累（我那时这样认为，现在还是这样认为），而是神的佑护。我有着神的印记，是被神选中的人。我，一个无神论者，甚至在奥斯维辛之后更不相信神的存在，居然蒙受了神的慈悲，成为一个被拯救的人。但为什么是我？我们不可能知道这个，他回答。也许因为我必须写作，并通过写作来做证。事实上，难道我不是早在1946年就写作了一本关于集中营生活的回忆录么？

这样的观点对我而言是颇为可怕的。就像碰触一根祼露的神经，它让我痛苦，并唤起我之前所说的怀疑：我活着，代价也许是另一个人的死去；我活着，是取代了另一个人的位置；我活着，便篡夺了另一个人的生存权，换言之，杀死了另一个人。集中营的“被拯救者”们并非最优秀的人，那些注定去行善之人，那些传达神的信息的人，我所经历和目睹的证明事实恰恰相反。更合适说法是，那些最糟的人幸存下来：自私者、施暴者、麻木者、“灰色地带”的合作者和密探们。这并非一定之规（集中营里没有一定的规律，人类的行为同样也没有），尽管如此，这仍然是一个规律。我感到无辜，没错，因为我也是“被拯救者”中的一员，所以通过我的眼睛（还有其他人的眼睛）永远寻觅一个为自己辩解的理由。最糟的人，也就是说，那些最适应环境的人，幸存下来；而那些最优秀的人都死了。

我的宗教朋友还告诉我，神让我幸存，从而让我做证。我的确尽全力这样去做，但我也可能不去做证。只要有机会，我仍然会这样去做。然而，一想到做证这件事本身让我获得了生存的特权，并让我几乎一帆风顺地生活了这么多年，就会让我感到不安，因为我在这特权及其结果之间看不到任何的比例关系。

我们幸存者是数量稀少且超越常态的少数群体，凭借着支吾搪塞，或能力，或运气，我们没有到达集中营的底层。而那些到达底层的人，那些目睹蛇发女怪戈耳戈（Gorgon）的人，无法回来讲述它的可怕，即使回来，也失去了讲述的勇气和能力，但他们是“穆斯林”[插图]，是被吞没者，是彻底的见证人，他们的证言有着普遍而重大的意义。他们是常规，而我们是例外。在另一片天空下，从一种相似而不同的奴役中归来，索尔仁尼琴[插图]也写道：“所有在长期徒刑中生存下来的人，以及你为他们是幸存者而恭喜他们的人，几乎都确定无疑是‘普里杜尔基’（pridurki），或者在他们服刑的大多数时候都是这样。因为集中营就是为了灭绝，这不应该被我们忘记。”

导致终结的毁灭，被清算的工作，无法被任何人讲述，因为没有人能回来讲述他自己的死亡。即使他们有笔，有纸，被吞没者也不会做证，因为他们精神的死亡先于肉体。早在死前的几周或几个月里，他们便已经失去了观察、记忆、比较和表达自我的能力。我们则成为他们的代理，讲述他们的故事。

但每个人都被一种无时无刻、无以名状、影响睡眠的不适所折磨。把这概括为“神经官能症”是草率而荒唐的。也许引用《创世记》第2章在听众心中所激起的原始痛苦更为合适：在上帝之灵镇压的空旷而荒芜的宇宙中，每个人心中铭刻的深深痛苦，而在这空虚混沌”（tohu-bohu）之中，还没有人的灵魂（还未出现或已被灭绝）。

无人是孤岛”，以及每一声丧钟都是为所有人而鸣。然而，仍有一些人，在面对他人或自己的罪行时，却视而不见，不为所动。这是大多数德国人在希特勒统治的12年里的所作所为，自我欺骗，将不视作为不知的手段，而不知则减轻了他们同谋或纵容战争的罪行。但我们被剥夺了视而不见的庇护，T.S.艾略特[插图]所说的“部分保护”——我们无法不去正视历史。痛苦的海洋，无论过去还是现在，环绕着我们，而它的“海平面”逐年升高，直到几乎要吞没我们。闭上眼睛或转过身去毫无用处，因为它就在我们周围，四面八方。我们不可能也不愿意变成“孤岛”；在我们之中，有很多人感到自责、羞耻和痛苦。与其他人类团体相比，这些人的数量并不更少或更多。他们所感到自责和羞耻的，并非自己的过错，而是他人的罪恶，他们感到牵涉其中，因为他们感到在身边发生的罪恶，在面前发生的罪恶，以及在自己身上发生的罪恶，是难以磨灭的。它永远不可能摆脱；它将证明人、人类（总之，我们）有潜力去营造无尽的痛苦，而这痛苦是唯一凭空营造的力量，不需要耗费力气和钱财，只需要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无动于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