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录

重大复杂事物的决策，有时候还应该专门请一些外行参与，以期获得“跳出盒子”的奇思妙想。
　　当然也不是什么外行都有用。密歇根大学的复杂性理论和社会科学家斯科特·佩奇在《多样性红利》和《模型思维》这两本书中提出，我们在做决策时一定要参考多样性的意见，但是这个多样性必须是视角和思维模型的多样性，而不是利益诉求的多样性。换句话说，我们要“君子和而不同”，要“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的决策参与者，而不能是一群互相之间充满利益冲突的人，否则决策就成了一群人对另一群人的打压。
我对这里的表述有些疑问。“利益诉求”换成“立场冲突”是否更合适？
照此思路，你不难得出这样一　　个结论：填埋集水池是一个错误，是一个延续500年的错误决策。但事实上，这个错误的最终根源在于，拒绝朗方的计划和填埋池塘从来都没有形成决策。相反，整个过程都处于作为与不作为之间的混沌状态。没有人故意污染淡水。集水池的消失是一个典型的、教科书般的公地悲剧案例。朗方的计划之所以夭折，并不是因为公民不想保护这个池塘，而是因为少数投资商目光短浅，对曼哈顿未来的发展缺乏远见。
　　一种普遍的观点认为，21世纪的我们无法摆脱注意力难以长期集中的困扰。但事实上，在做决策方　　面，现在的我们是优于我们的先辈的。除非经过广泛的环境影响分析，否则这样一个对曼哈顿市区生态如此重要的地理要素，是永远不可能被毁灭的。利益相关方会被召集到一起，共同讨论土地使用的替代情景，并参与设计研讨会等群体决策活动。经济学家会计算当地企业的成本，或一座地标式城市公园带来的潜在旅游收入。与会者会以一门不断发展的科学为指导，即所谓的决策理论。该理论植根于经济学、行为主义心理学和神经科学，并形成了很多有助于长期决策的框架。对18世纪末的曼哈顿居民来说，所有这些资源都不存在。毋庸　　置疑，我们仍可以犯这种有着500年影响的决策错误，但现在，我们已经有了工具和策略，可以避免犯同样的错误。
　　做审慎的长期决策是人类为数不多的独有能力之一，科技创新和语言天赋亦归属其中。
　　有些事情之所以很难决定，主要是因为我们在考虑的时候，正反两方面的原因并没有同时出现在我们的脑海里。有时候，某个情景自己就会告诉我们原因，而在其他时候，别的情景则会告诉我们其他原因，这时前面的原因就会被我们忽略。因此，不同的目的或不同的倾向会交替占据我们的脑海，进而让我们陷入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泥潭。
　　为了克服这一点，我的方法是拿出一张纸，在中间画一条线，把它分成两栏，一栏用来写赞成的理由，一栏用来写反对的理由。然后，在接下来三四天的考虑时间里，依照不同时间、基于不同动机　　而产生的不同想法，记下赞成或反对的理由。当把所有理由都罗列出来的时候，我就开始全面权衡比较了。当我发现赞成一栏的某个理由和反对一栏的某个理由所占比重大致相当、可相互抵消后，我就把它们一起画掉；如果某个赞成理由所占比重相当于两个反对理由，那我就把它们三个一起画掉；如果某两个赞成理由所占比重相当于某三个反对理由，则这五个会被一起画掉。这样一来，最终我会找到一个平衡点。在之后的一两天里，如果赞成和反对这两栏中都没有新的思考发现，那么我就会据此做出决定。　　各个理由在决定中所占的比重虽然无法做到像代数量一样精确，但经过单独考虑和比较考虑之后，呈现在我面前的将是一个整体。我认为这可以让我做出更好的判断，可以让我少犯错误。事实上，这种等式决策方法是非常有用的，我们可以把它称为道德代数或审慎代数。
这段是引用了富兰克林书信中提到的“道德代数”，后面章节会提到比这更进一步的“数值建模”。
在我们的思想史上，如果你必须指定一个关于古典主义基石开始塌陷的事件点，那么这个点很可能就是司马贺于1958年在斯德哥尔摩接受诺贝尔经济学奖时所做的演讲。司马贺认为，“理性选择”的框架遮盖了一个更加难以捉摸的现实，即人们在真实世界中所做选择的现实，并对种种遮盖方式进行了考察和研究。在做理性选择的过程中，需要4次重要的信念飞跃。
　　虽然多元化群体在办案方面的表现更为出色——相比于同质化群体，他们找出真凶的概率更高——但他们对自己所做的决定却没有那么自信。他们更有可能是正确的，同时他们对可能出现的错误结果也持更开放的心态。这似乎是一个悖论，但事实是，敏锐的决策和愿意承认乃至愿意拥抱不确定性之间存在着强相关关系。
几年前，时任美国国防部部长的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Rumsfeld）因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谈及伊拉克战争时提到“已知的未知”（known unknowns）而广受嘲讽，但他所指的这个概念，实际上是复杂决策中的一个关键概念。在体系内构建准确的心理地图需要智慧；同样，识别该地图上的空白点也需要某种智慧。之所以会有这些让人弄不明白的地方，或是因为你没有找到能够给你提供正确建议的利益相关方（如同华盛顿痛失助手纳撒内尔·格林一样），或是因为该情景中存在根本不为人所知的要素。
极端主义并不仅仅是对自由的潜在的防御，它往往还是不为主流社会所发现的新理念和新决策路径的来源。最重要的社会变革起初表现出来的都是“极端”立场，远非传统智慧的中间立场。在一个社会中，如果极端主义失去了有效的发言渠道，那么这个社会也就不会发生根本性的变革。普选权、气候变化、同性婚姻、大麻合法化——所有理念最初都是以“极端主义”立场出现的，与主流社会立场相去甚远。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逐渐成为绝大多数人的共识。举例来说，在1880年宣称女性拥有选举权是一种极端立场，但现在来看，仅允许男性参与选举的观点无疑是荒谬的。除了冥顽不化的性别歧视者，这已成为其他所有人的共识。当然，也有很多极端主义立场最终被证明是死胡同，甚或更糟：在当前的政治光谱中，“9·11”否认者和白人至上主义者就是极端主义者。但在市民生活或城市公园规划中，如果我们压制所有的极端意见，那么我们将很难找到真正有创意的新路径。
这段文字所指的“极端主义”是否有歧义？或者，是否本应更详细论述，把“极端主义”分成“开放心态下的极端主义”与“封闭心态下的极端主义”两种？
许多研究发现，在静息状态下，脑的活跃程度超过先前所认为的活跃程度。不久之后，科学家便将该活动的重复模式称为“默认网络”（default network）。1999年，威斯康星医学院（Medical College of Wisconsin）以J. R.宾德（J. R. Binder）为首的研究团队在其发表的一篇颇有影响力的论文中暗示，这个默认网络涉及“从长期记忆中检索信息，以心理图像和思想形式在自觉意识中呈现信息，以及对这些信息的处理和加工，以便用于问题的解决和方案的规划”。换句话说，在完全放飞思想时，我们的心智会进入一种状态，而在这种状态下，它会把记忆和预测融合起来，会思考问题，会谋划针对未来的战略。
如果没有预测未来的能力，我们就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物种。
泰特洛克由此发现了一种普遍现象：专家的知名度同预测的效力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一个人在媒体的曝光度越高，其预测的价值可能就越低。
　　泰特洛克最终于2009年在其专著《狐狸与刺猬：专家的政治判断》（Expert Political Judgment）中发表了这些研究结果，后被媒体广泛报道。这多少有些讽刺意味，因为泰特洛克的研究结论似乎恰恰削弱了媒体观点的权威性。不过，泰特洛克也确实提供了一个具有统计学意义的专家分组，而即便是在长期预测上，这些专家的表现也优于大猩猩。他们所做预测的准确率远高于整体水平，这里面一定有某种原因，让他们在长远问题上看得比其他人更清楚。于是，泰特洛克将目光转向了一个更为有趣的谜题：是什么将成功的预测者同庸人区分开来的？常见的可疑因素并未包含在内，比如他们是否持有博士学位，是否拥有更高的智商，是否来自知名机构，是否享有更高的安全等级等。这与各人的政治信仰也毫无关系。“至关重要的因素，”泰特洛克写道，“是他们如何思考。”
　　半吊子和业余爱好者的表现优于立场一致的思想家。
监管影响分析的最终产出是一张财务报表——以美元报告的净成本和净收益。但最初的行政命令认为，并不是所有的影响都能以纯粹的货币形式量化，而之后的改变也让这一正式分析对非经济结果越来越敏感。在政府内部，这导致了一些令人棘手的经济转换问题，而最显著的一个问题就是政府机构应如何适当衡量人的生命成本。（这碰巧发生过，信息和监管事务办公室在其监管分析中对一个人的生命成本做了计算——约为900万美元。）　　这看起来似乎不人道，但要记住，政府每天都需要做各种权衡决策，而有些决策必然会导致人的死亡。举例来说，如果我们将最高时速设定为25英里，那么每年一定会挽救成千上万人的生命，但作为社会成员，我们已经做出决定，那就是相对于致命交通事故的成本，提高最高时速是值得的，因为它会带来更高的运输效率和商业效益。
　　从边沁的等式中衍生出来的另外一些方法，并未完全依赖于货币评估，其中之一就是带有浓厚数学色彩的“线性数值建模”（LVM）。线性数值建模被广泛应用于各种复杂的规划决策中，早年纽约市民在　　同聪明人士交流”。）按照最具数学特色的衍生方法，你为每一个价值指标赋予一个从0到1的权重值。如果同聪明人士交流居于次要地位，你可以赋予它一个0.25的权重值，而养育孩子的权重值则可能是0.90。
　　在对各价值指标进行合理的加权赋值之后，你就可以转向建立在选项之上的情景了。按照各选项解决你的核心价值问题的方式，对其进行有效打分，打分标准从1到100分不等。作为单身汉，在“养育孩子”这个价值指标上的得分就极低，但在“同聪明人士交流”这个价值指标上得分就更高。在确定了各情景下所对应的价值指标的分数之后，你就可以进行基本的数学运算了：用价值指标的分数乘以各自的权重，再将得出的数字相加，即为各情景的分数。得分最高的情景获胜。
减少不确定性的另外一种方法，是支持那些在你选定之后仍可被修正的路径。决策路径各不相同，衡量标准之一就是选定之后，你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对它们进行修补、改进。
尽管计算决策有着悠久的历史——从边沁到谷歌的自动驾驶汽车，但公允地讲，我们大多数人在做复杂决策时并没有进行任何实际的数学计算。这或许不是一件坏事。最重要的工作在于我们如何创设一个决策，即我们采用什么样的策略来克服源于有限理性的所有挑战：探索多重视角，制订情景计划，确定新的选项。如果我们在绘图和预测阶段做了充分的工作，那么真正的选项往往也就显而易见了。而这也是大脑默认网络厉害的地方之一。我们的大脑非常擅长思考复杂的决定——想象这个决定会如何影响其他人，想象你会如何应对不同的结果。靠着非凡的技能，我们将这些基于直觉的情景规划作为后台程序。但问题是，当我们创建这些情景时，我们的视野往往会受到限制。我们或错失了至关重要的变量，或执着于某个关于事件如何发生的假设，或未能看到有助于调和冲突目标的第三选项。所以，对一个复杂选择来说，我们在绘图和预测阶段所做的努力，实际上是为大脑默认网络提供了更多的可加工素材。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的确出现了一些令人不安的趋势，其中大多数与多样性这一关键属性有关。这些趋势从根本上违背了我们做集体决策的方式。在美国，所谓的“杰利蝾螈”（gerrymandering，即以不公平的选区边界划分方法操纵选举）降低了众议院选区选举背后的意识形态多样性：越来越多的国会成员是从共和党或民主党占压倒性优势的选区中被选举出来的，国会选区政治世界观的同质性远高于美国历史上的其他时期。但这一趋势并不完全归因于谋求连任的政客的计划。我们正经历人口统计学上的一场“大排序”（Big Sort）：城市和内环郊区正逐步被民主党人占据，而远郊区和乡村则日渐成为共和党人的地盘。所以，当我们因地方性决策而走到一起时，至少从政治上讲，我们组建了一支高度同质化的决策队伍，因而也更容易遭遇源于同质化的群体决策缺陷。
　有证据表明，如果用于组织集体智慧（以及集体愚昧）的软件设计合理，那么由互联网人群设定的优先事项和提供的建议选项要比所谓的专家更加精准。在2008年总统就职典礼前的一个月，奥巴马政府在网络上建立了一个名为“公民议事簿”（Citizen’s Briefing Book）的平台，邀请美国民众就未来四年的优先事项建言献策——这是受当时正在兴起的“开放政府”（Open Government）运动启发而发起的一项小规模直接民主实验。公民可以通过该平台发起倡议，同时也可以投票支持其他倡议。最终，在最受欢迎的三个倡议中，有两个敦促奥巴马对严苛的毒品法进行彻底修订，并要求解除大麻禁令。当时，这一结果遭到媒体建制派的讥讽：这就是你向互联网狂热者敞开大门时发生的情况——你会得到一大群瘾君子的政策建议，而他们提出的这些建议根本不会得到主流社会的支持。然而，到奥巴马第二个任期结束时，这个议事平台被证明是直接民主思潮时代到来的第一束光。判决法被修订，大麻在六个州实现了合法化，而且现在大多数美国人都支持大麻完全合法化。
为什么这些机器如此危险呢？要理解这种威胁，你就需要摒弃人类在智力测度上的一些偏见。正如人工智能理论学家埃利泽·尤德科夫斯基（Eliezer Yudkowsky）所指出的，人类有“一种倾向认为‘乡下白痴’和‘爱因斯坦’处于智力量表的两个极端，而不是一般智力量表中两个近乎难以区分的点”。比如，在老鼠看来，乡下白痴和爱因斯坦都是高深莫测的聪明者。在人工智能研究的头几十年里，我们大多梦想着能打造出具有乡下白痴智力水平的机器，或者可达到最高水平即爱因斯坦智力水平的机器。但正如哲学家尼克·波斯特洛姆（Nick Bostrom）和尤德科夫斯基所言，我们没有理由认为爱因斯坦式的顶峰就是一个绝对的上限。“我们远不是最聪明的生物学物种，”波斯特洛姆写道，“应该将我们看作在有能力开创技术文明的生物学物种中最愚蠢的一种——我们之所以占有有利位置，是因为我们最先到达了这个位置，而绝不是因为我们最适应这个位置。”基于递归算法和自我学习算法，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工智能的智力水平或许会超过“爱因斯坦顶峰”，达到远超我们想象的水平。
如果超级智能机器有助于人类文明的发展，但同时又不会意外触发波斯特洛姆和霍金等人所担心的大规模灭绝的按钮，就是因为那些机器已经学会了如何依照各种变量和后果的综合评估做出决策，也是因为它们通过集成模拟梳理出了所有未曾预料的后果并发现了新的选项。或许，通过某种自我学习算法，这些机器会演化出那种独有的远见。但如果那时我们已经足够聪明了，让它们先行一步岂不是更好？
我怀疑最后那句“但如果那时我们已经足够聪明了，让它们先行一步岂不是更好”的翻译有些问题。
但同其他大多数重大决定一样，艾略特所面临的选择最终被证明不是一个真正的二选一问题。毕竟，它不是一条岔路。艾略特和刘易斯花了近一年，最终找到了另外一条可以走出这个死胡同的路线。两人安排了一次欧洲大陆之行，为期6个月，这也是对他们的同居关系的一次考验，而之所以选择大陆，是因为德法两国的知识精英阶层的道德观念并不是那么强烈。回到伦敦之后，他们想出了一个关于共同生活的全新解决方案。刘易斯同他的妻子达成协议，后者准许刘易斯与埃文斯同居。埃文斯改随刘易斯的姓，并告知朋友在所有通信中均使用刘易斯的姓来称呼她。（改随刘易斯的姓有助于避开房东的怀疑之心。）随着时间的推移，埃文斯与刘易斯的孩子建立了丰富而又真挚的母子关系。而在将文学抱负转向小说之后，她开始以“乔治·艾略特”的笔名发表作品，这样做，有助于让她的公开创作远离她与刘易斯非法同居的“丑闻”困扰。
　　最终，他们两人以事实上的夫妻关系一起生活了近25年，直到1878年刘易斯去世。毋庸置疑，他　　们的行为引起了争议，遭到了诘难。与刘易斯结成的伴侣关系导致艾略特与她的大家庭产生了罅隙，而且家庭关系到最后也没有完全修复。“我想你一定还对我保持着足够的情谊和姐妹情感，能有这样一位爱着我、照顾我的丈夫，我想这也是你愿意看到的。”艾略特在给她姐姐的信中写道，而后者因为妹妹与刘易斯的结合而断绝了她们之间的一切联系。在伦敦的进步圈子，刘易斯和艾略特的很多盟友都担心他们这种非道德行为会损及他们共同的政治事业。但随着时间的过去，难得一见的光环开始出现在他们身上。在这种家庭关系的维系　　下，艾略特开启了现代史上最伟大的一次艺术创作之旅。“在过去的一年里，我的生命得到了不可思议的升华。”她在1857年写道，当时她的创作之路才刚刚开启，“我觉得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有能力享受这种道德和智慧上的快乐，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能觉察到我在过去的不足，而对于即将到来的责任，我也有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庄重的忠诚意念。”
《米德尔马契》等小说并未为现实生活中的我们提供做复杂决策的简单方法。它们不是简单的道德剧。做复杂决策的诀窍不在于一套一成不变的规则，因为从根本上讲，每一个复杂决策都是独一无二的。
　　在我们可以用来应对复杂决策的工具和策略中，有很多与讲故事有关，这并非巧合。对经历进行多重模拟，想象各种替代现实，都是非常古老的做法，它们同神话和民间传说一样古老。进化心理学家约翰·托比（John Tooby）和勒达·科斯米德斯（Leda Cosmides）已经做出了有力的论证，那就是我们对小说叙事的渴望并不仅仅是文化发明的结果，其在人脑进化史上也有深厚的根源。回想一下，十几岁的玛丽·安·埃文斯就曾抱怨小说无聊的逃避主义——“那么，我还有时间花在不存在的事物上吗？”对此，托比和科斯米德斯首先提出了一个疑问：为什么人们愿意花费如此多的时间（和金钱）去探索那些根本就不真实的事件和经历呢？
　　生物体应当有获取准确信息的渴望，而在决定吸收或舍弃哪些信息时，重要的一点应是对真假信息的甄别。这种“渴望真实”的模式完全无法预测人类在信息获取方面的重大诉求。如果有选择机会，大多数人会更愿意阅读小说而不是教科书，更愿意观看讲述虚构事件的电影而不是纪录片。也就是说，人们依然对明显的虚假信息有着浓厚的兴趣。这种现象太过司空见惯，以至于它从根本上掩盖了我们对它的陌生感。
　　为什么人们会浪费如此多的认知循环来思考那些已被证明是虚假的信息呢？部分答案就在于，人类的智慧确实依赖于不同程度的真伪假设。单就两个区域而言，非白即黑的区别实际上是更模糊的。即便抛开后现代主义的真实理论及社会构建理论，我们的大脑在日常生活中也是在一个辽阔的真实梯度上来回移动的。托比和科斯米德斯对真实做了一些描述：“可能是真实的，在那里是真实的，曾经是真实的，其他人认为是真实的，只有我那样做才是真实的，在这里是真实的，他们想让我相信的是真实的，将来有一天是真实的，这当然不是真实的，他告诉我的是真实的，从这些声明来看好像是真实的等。”能够在这些不同的真实区域来回挪移，并不是虚无主义的标志；相反，它是具备洞察力和想象力的大脑的一个标志。
　　故事会起到锻炼和排演的作用，以训练我们的大脑在这些不同的真实区域活动。究其原因，一是故事本身就在真伪地图上占据了一个复杂的位置，二是故事通常涉及我们对其他（虚构）存在的此类活动的观察。

　　几年前，曼哈顿新学院（New School）的两位科学家在《科学》（Science）杂志上发表了一项研究成果，之后，这项研究成果立即在社交媒体上被疯狂传播，在人类学专业毕业生中尤受关注。在该研究中，工作人员向一组研究对象分发了涵盖广泛的阅读材料，包括通俗小说、文学小说和非虚构作品等，然后评估阅读是否提升了他们的“心智理论”能力。结果发现，阅读通俗小说或非虚构作品的研究对象的“心智理论”能力并未发生变化，但阅读文学小说的研究对象，即便只是阅读了很少量的作品，他们的“心智理论”能力从统计学上看也有了显著提升。后续实验未能重复这一结果，但很多研究已经证实，持续阅读文学小说的习惯与“心智理论”技能不断提升之间存在着强相关关系。是具有较高“心智理论”技能的人倾向于阅读文学小说，还是阅读文学小说这种行为确实提高了人们构建他人心理模式的能力，我们不得而知。更可能的情况是，两者兼而有之。但无论是何种因果关系，有一点是明确的：阅读文学小说最典型的体验之一就是沉浸在另一种主体性之中。电影和摄影可以带你进入一个更逼真的视觉世界；音乐可以让我们的身体兴奋起来，可以激发我们的情感。但在投射他人心理、提升“心智理论”的技能方面，没有什么比阅读小说更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