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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界限中，一切价值被摧毁，远未能再生产出劳动力的生产者也不再是他生活的生产者，劳动停止作为其生活方式并变成其死亡模式。工作，死亡：同义词。而工作无时无地不存在。而当压制状态成为绝对状态，不再有休闲，不再有“自由时间”，睡眠也在监视之下进行（工作的意义变成了在工作之中借由工作对工作进行摧毁。
    然而，如果在某些命令之下，工作意味着以赛跑的速度将石块移动到指定的地方，将石块垒好，然后再把这些石块用赛跑的速度争先恐后地移动到原来的位置？（出自曾关押于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朗本之口，和索尔仁尼琴笔下的古拉格集中营同一时期。）而工作已经不能够借由某次怠工而被破坏，如果它的命运便是被它自身摧毁。然而，它保留了一个意义：不仅摧毁了劳动者，也以更迅疾的方式，雇佣、固定并控制了劳动者，同时，给劳动者灌输这样的意识，生产和不生产是一体的，也都是工作。但是，由此，意识到这一虚无之后，劳动者，借由劳动营进行自我表达的社会是必须通过斗争反对的，即便在死去，即便在幸存（无论如何都是活着，在一切之下，在一切之外），作为即刻死亡的幸存，对处于拒绝中的死亡的即刻接受（我不会杀死自己，因为这会让他们幸灾乐祸，我因反对他们而自杀，因不顾他们的反对而苟活）。
卡夫卡给予我们的、我们未曾收到的馈赠，是一种借由文学发起的为了文学的斗争，一种同时没有目标的斗争，这种斗争同我们所认识的以这个名词命名的斗争是如此不同，同以其他就连未知都不能使其变得可感的名词命名的斗争也是如此不同，因为对我们而言，它既熟悉又陌生。“作家巴托尔比”属于同一场斗争，在并非拒绝的简洁之中。
   “承认文学对人类的作用——
    这也许是西方文明中的终极智慧，在这一智慧中，圣经的民族将会相互承认。”（列维纳斯）
    ÷在《城堡》的最后，K被某些评论者预言会变疯，这是很怪异的。从故事开始，理性一非理性就在讨论范围之外，他所做的一切愈发不合乎理性，却又是绝对需要去做的，即公正的且正当的。同样，他死去（下地狱还是被救赎，这几乎是无关紧要的）看似是不可能发生的，不仅仅因为他的斗争没有借由生存或死去的词汇来描述，并且也因为他过于疲惫而无法死去（他的疲惫，是他唯一和文本一起被强调的特征）：以至于他的死亡的降临很难不会在没完没了的不降临中被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