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黎巴嫩

中央政府的无能从叙利亚人在黎巴嫩扮演的角色可见一斑。尽管我们已经把叙利亚甩在十英里以外了，但身着笨重且不合身的卡其布制服（与黎巴嫩军队别具一格的迷彩服迥然不同）的叙利亚军队仍然在公路上每隔一段距离就设立一个检查站。掩体被漆成叙利亚国旗的颜色，旁边是叙利亚秘密警察的越野车，车窗上贴满了阿萨德总统的海报。
尽管满目疮痍，弹片在某些地方留下的痕迹却异常美丽，如同一幅康定斯基的抽象画：波点与线条完美地交织在一起。这是对军火商的艺术的一种致敬：一团金属完美地分布在灰泥画布上。
从1950年到1975年，在这大约二十五年的时间（也是黎巴嫩建筑史上最黑暗的时期）里，贝鲁特的开发商们尽其所能把昔日奥斯曼帝国的一颗稀世明珠改造成了整个地中海地区最丑的高层城市。在那之后又过了十五年，从1975年到1990年，黎巴嫩人——他们的朋友和邻居也有份——再尽其所能用吸盘炸弹、磷弹、火箭推进榴弹和以色列凝固汽油弹将其全部摧毁。然而不知何故，无论是战后发展时期别具一格的丑陋，还是随后的大屠杀留下的壮观麻点，都比不上新近在炮弹坑里重新开业的高级时装店、聚光灯和橱窗来得令人惊讶。它们坐落在被炸毁的哈姆拉林荫大道上，橱窗里全是米兰和巴黎时装店的最新作品。这一幕简直有超现实的意味。

坦克和检查站、布满弹片孔的废墟、在炮火中倒塌的摩天大楼——多少纪录片里都讲过这些东西了，因此都在意料之中，而且差不多是一到这里就能看见。但在这趟贝鲁特之旅的最后阶段——尤其是在土耳其东部和叙利亚北部的穷乡僻壤待了两个月之后——我们真正看到的是在灯光下大排长龙的美国轿车，炮位旁如雨后春笋般新开的冰激凌店。是这样？经历了二十年的内战之后，是这样？我之前预想到了末日浩劫，但没预想到阿玛尼。
“在战争之前，黎巴嫩这个国家概念整个儿是受到质疑的。几乎所有人都不认同，除了马龙派，人们认为是他们和法国人勾结在一起生造出这个国家的。但战争改变了这一切。现在，这个国家几乎所有人都怀着强烈的黎巴嫩国家认同感。他们可能是同情真主党的黎巴嫩人，或是想与叙利亚合作的黎巴嫩人，或是坚决反对与叙利亚合作的黎巴嫩人。不过，他们对自己的黎巴嫩公民身份没有任何异议。所以在这个层面上，你可以说基督徒赢了。”

“尽管如此，”我说，“基督徒显然还是在大批大批地往国外移民。”

“是的。但他们移民不再是因为受到威胁，或是因为国之将亡。是因为——怎么说呢？——他们已经厌倦了。中东各地的基督徒都有一种颓唐的感觉，一种十四个世纪以来一直要保持聪明、领先他人的感觉，这种感觉已经够久了。阿拉伯基督徒总要努力去做聪明、高素质、受教育程度高的人。现在他们只想去别的地方，赚点钱，放松一下。我能理解。几乎所有中东国家都对他们抱有歧视，有时非常微妙。有时，当我和阿拉伯学者在一起时，会有人暗中挖苦那些不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怀疑他们有多‘阿拉伯’，他们有多爱国。”
“是阿拉伯基督徒让阿拉伯世界保持‘阿拉伯’而非‘穆斯林’。正是阿拉伯基督徒证明了‘阿拉伯人’和‘穆斯林’是两回事，不是所有的穆斯林都是阿拉伯人，也不是所有的阿拉伯人都是穆斯林。你看，现在许多穆斯林认为阿拉伯非伊斯兰教的历史没什么意义。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是阿拉伯世界的世俗主义的保证。”
历史的想象力无处抛掷。很难想象仅仅八十年前，这座城市还是一座风景如画的奥斯曼帝国港口。而古典时代的过往就似乎更加遥不可及，几乎不能想象了。

然而，贝鲁特在拜占庭帝国早期是一座大都会，帝国的主要城市之一：作为一个学术中心，它是帝国主要的法学院所在地；作为一个商业中心，它跻身地中海东岸最繁荣的贸易港口之列，是拜占庭丝绸织造和出口的重镇。这里的港口从不寂寥，在四月至十月的航海季里，高卢的帆船和远至亚历山大港、雅典与迦太基的驳船都会把这里挤得水泄不通。
地中海东岸的历史最奇怪的一点在于，尽管这里经历过一系列灾难性的入侵、种族灭绝和人口交换，但各个城市的特征却一直奇特地保持不变。比如，耶路撒冷始终是宗教狂热的中心，不管城里住的是犹太人、拜占庭人、阿拉伯人还是东征的十字军。同样，贝鲁特一直以享乐主义闻名于世，而由于偶然爆发的激进的原教旨主义，这一名声在当时变得更响，就和现在一样。
拜占庭时期的贝鲁特他只字未提，也许是因为这座城市在六世纪晚期已经波澜不兴。这种局面的出现部分是因为当时贝鲁特丝绸业纷纷破产，许多丝绸商人为糊口被迫移居波斯，部分是因为公元551年的一次大地震摧毁了贝鲁特的许多建筑，这是整个六世纪早期一系列不祥地震的最后一次。
古代晚期和早期基督教艺术作品的热情与活泼——骑手和他们的猎物、跳跃的狮子、逃跑的瞪羚、皇帝与皇后，乃至恼怒的圣徒和拉文纳洗礼堂的先知——已经让位于一种冰冷的、地毯般扁平的抽象。藤蔓中的鸟儿是静止的、沉默的、二维的，寒冬已经降临，镶嵌画变得冰冷而失去活力。纹丝不动，一声不响。安条克的酒神式狂欢和拉文纳精巧文雅的号角已归于沉寂。
在内战期间，黎巴嫩的巴勒斯坦基督徒比任何其他人都更可能陷入两头不是人的困境。作为基督徒，可以想象巴勒斯坦人会将他们视为潜在的叛徒；作为巴勒斯坦人，黎巴嫩的基督徒又会把他们当作“恐怖分子”和“害虫”，必须以最残忍的方式将其消灭。
什叶派毛拉选择巴尔贝克作为活动中心，实际上是一种对历史的复刻，尽管在贝卡并没有人意识到这一点：巴尔贝克在古代晚期同样是反基督教活动的中心，是未被改造的多神教的一座灯塔。五世纪初时，金口约翰试图消灭黎巴嫩那些好战的拜偶像者，为此他派了一支由自己的修士组成的特遣队去摧毁该地区的神庙。
据某个说法，多神教教徒在整个六世纪期间至少被清洗了七次，但这些措施似乎都没有产生什么效果。公元602年，皇帝莫里斯逝世，此时巴尔贝克仍然是一个活跃的多神教中心，它的这一角色一直延续到伊斯兰统治早期。
就像现代的马龙派客厅一样，这座神庙的装潢重点似乎是富丽，而不是高雅：当你盘桓其间时，“这个要花多少钱？”的疑问会在你脑海中挥之不去。这座神庙是装饰过剩的纪念碑：整座花园的爵床叶卷须和棕榈叶在石雕上卷曲；帝王的狮子头雕——毫不掩饰的高度的古典媚俗——在遗址的巴洛克装潢狂欢中呼啸而出。立柱直径八英尺，高度则胜过古典世界的其他任何地方，每个柱头的体量都抵得过一个成年男性，上面覆盖的叶纹种类之多，足以填满一间邱园的温室。这是一座富丽而夸张的纪念碑，其设计目的更多是出于炫耀，而非宗教的实际需要。毫无疑问，这目的达到了。它的两边是雪峰，四周是由柏树组成的防风林，这是一场奇妙闪现的罗马表演，显示出对浮华的无限热爱在这个地区不是什么新鲜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