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格自传》第十二章

邪恶变成了不可扭转的事实，花言巧语再也抹不掉世界上的恶行。我们必须学会对付它，因为它会继续存在于世上。目前我们尚不知道如何才能与它和平共处，而不致造成可怕的后果。
因此，我们绝不应再屈从于任何事物，甚至不能屈从于善。我们若是屈从于一种所谓的善，那么这种善便丧失了伦理属性。并不是说善有什么不好，而是因为屈从于它可能会招来麻烦。任何一种成瘾都是坏的，无论让人上瘾的是酒精、吗啡，还是理想主义。我们必须谨防把善与恶当作完全对立的。有的观点认为，善具有绝对命令的力量，而所谓的恶则能够坚决避开，但伦理行为的标准已不再是如此简单。欲认识现实中的邪恶，就要把善与恶相对化，将二者视为一个矛盾整体的两半。
然而，个体通常压根意识不到这些，因此也看不到自己有决策的潜能。相反，人们不断焦虑地左顾右盼，想找到某些外部规则与章程，指导他摆脱内在的混乱。除了人类普遍的缺点外，对此的指责大都指向了教育，教育宣讲的都是老一套的一般知识，对私人的经验则不提一字。于是，教育千方百计在做的，便是给人们灌输理想信念或规范，而人们心里清楚地知道自己永远做不到这些，而且这些理想也被官员挂在口头上，他们也很清楚，他们本人从未达到过这些高标准，而且永远达不到。更甚的是，从没有人质疑过这种教育的价值。
恶的问题如今已摆在我们面前，想回答这个问题的人们，首先且最重要的是要有自知之明，即需要尽量多地了解自己整体的特性。他必须不掺杂感情地知道自己能做多少善，又能犯下何种罪过，还得小心不能睁一只眼闭只眼。二者都是他天性中的元素，二者同样都会在他身上体现出来，只要他愿意——他也应该如此——不自欺欺人地过日子的话。
自知之明的核心在于无意识及其内容，而我们无法对此做出终极判断。我们关于无意识的观点是不充分的，因为我们无法认识理解它的本质，也不能用理性限定它。我们通过科学来认识大自然，科学扩大了意识的范围；因此，深度的自我认识也需要科学，即心理学。若没有光学知识而仅出于善意，没有人能够在举手之间就制造出望远镜或显微镜。
上帝意象的对立复合因而进入人身上，但却不是作为统一体，而是以冲突的形式，即上帝意象的阴暗面，与一般认为上帝就是“光明”的看法背道而驰。这个过程正发生在我们的时代里，却没有被人文学科的官方教师认识到，他们的职责本就是理解这种事。诚然，人们普遍觉得，如今我们正处于某个重大的转折点上，但人们却想象这巨变只与核裂变、核聚变和宇宙飞船有关。与之同步发生于人们心灵之中的一切，却总是被忽视掉了。
从心理学的观点来看，只要上帝意象是心灵范围的一种体现，只要人们日益意识到该意象的分裂具有一种深刻的二分性，它甚至深人世界政治中，导致了补偿的发生。这种补偿采取统一的圆圈的象征形式，表示了心灵中对峙双方的整合。我联想到传闻中有关不明飞行物体的世界性流言，最早可以追溯到1945年。这些流言要么基于幻觉，要么基于真实的现象。关于UF0的最常见的故事，通常说它们是从其他星球飞来的宇宙飞船，甚至说它们来自第四维度。
曼荼罗是一种原型性意象，它的出现经历了时代的考验。它意味着自性的完整性。这一圆形的意象，代表着心灵领域的完整性，或用神话术语来说，便是人身上孕育的神性。现代的曼茶罗与伯麦的相反，它争取的是统一；它代表的是对心灵破裂的一种补偿，或预期着这种破裂即将被克服。由于这一过程发生于集体无意识之中，它便显得无处不在。世界范围的UFO故事盛行，便是其中一例，它们象征着普遍存在的精神气质。
  
因此，我更喜欢“无意识”这个术语，不过我在使用神话语言进行表达时，也会用到“上帝”或“恶魔”等词汇。当我真的在使用神话语言的时候，我也会意识到“超自然力”、“恶魔”和“上帝”亦是无意识的同义词——换言之，我们对它们的理解，和对无意识的理解一样少之又少。人们倾向于相信自己对前者懂得更多——而且出于某种目的，相信前者比科学上的概念更加有用和有效。“恶魔”和“上帝”概念的巨大优势在于它们使对峙更好地客体化了，也就是使对峙人格化了。它们的情感特质，赋予了它们生命和灵验性。爱与恨、恐惧与崇敬走上了对峙的舞台，并上升到了戏剧的高度。原本只是“陈列”着的东西，如今被“表演”着。人类整体皆被挑战了，与整个现实进行着斗争。只有这时，人才变得完整，也只有这时，“上帝才能诞生”。也就是说，上帝才能进入人的现实里，以“人”的形体与人产生联系。通过道成肉身，人的思想——即人的自我——便被“上帝”取代了，而上帝的外观则变成了人，就像耶稣所说的：“看见了我，也就看见了天父。”
  
象征能够把对立的双方维系在一起，使它们不再分开或冲突，而是以互补的形式存在，给生活带来有意义的东西。既然如此，自然神或造物神的意象中的矛盾便不难理解了。相反，上帝道成肉身的神话——即基督教义的本质——便可以理解成是人类意欲创造性地正视对立面，正视对立双方在自性中的整合，即人格的完整性。造物之神的意象中那不可避免的内在冲突，能像炼金术的对立统一体或神秘合体一样达成和解，成为一个整体，即自性的完整。在自性的经历中，对立的双方不再是“上帝”与“人类”，像以前那样，而是在上帝意象本身的对立冲突。这便是礼拜的意义，是人类补偿上帝的仪式。这让黑暗之中生出了光明，让造物主意识到他的造物，让人类意识到其本身。
个体意欲加强被珍视的感觉，最好的方法不过是个体发誓要守护某个秘密。
在远古时代，对虚张声势的秘密的需求有着重大的意义，因为那为众人所分享的秘密，起着凝聚整个部落的作用。部落中的秘密起到了补偿个体性格缺少凝聚力的作用，不断地将个体拉回与群体其他成员最初的无意识认同里。实现人类的目标——即让个体意识到自己独特的天性——的过程，因而便成了一种长期的、几乎毫无希望的教育过程。因为即使加入了某些秘密社团的个体，已经标榜了自己的与众不同，根本上也还是需要服从团体的规则。只不过在这种情形中，该团体是在社会性上有所不同罢了。
 秘密结社是在通向自性化的道路上的中间阶段。个体仍然在依靠集体组织中实现自已的与众不同；也就是说，他仍然没有认识到，让自己与众不同、自食其力其实是个人的任务。一切集体的认同，如成为某些组织的成员、支特各种“主义”等，都会干扰这一任务的完成。这些集体认同感，是瘸子的拐棍、胆小鬼的护盾、懒惰者的温床、不负责任者的育婴堂；但是，它同时也是穷人和弱者的庇护所，海难中船只的港湾，孤儿亲爱的家园，理想破灭的流浪者与疲惫的朝圣者的希望，迷途之羊的羊群与安全的羊圈，奉献且慈爱的母亲。因此，我们不该把这个中间阶段当作陷阱；相反，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它将代表着个体生存唯一可能的形式，当代的个体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泯灭个性的威胁。集体组织仍然非常重要，以至于许多人便不无道理地认为它是终极目标；而若要求继续走自主性的道路，则显得狂妄或异想天开，甚至荒唐愚蠢。
       尽管如此，还是会有人以充足的理由，感觉到自己必须迈向更宽阔的天地。生活提供给他的一切外表、样式、性状、模式和礼仪，他都不再需要了。他将独自上路，与自己为伴。他自己就像一支队伍，有多样化的观点和意向——它们甚至不必要朝向同一个方向。他其实会与自己生出龃龉，并发现就连统一日常行动的意愿都很难实现。即使他表面上被中间阶段的社会形态保护着，面对自己内心的多样性，他还是束手无策。自身的分裂对峙可能会使他放弃努力，转而变得与世俗同流。
        正像秘密社团的新人终于冲破了庸庸碌碌的集体一样，独行者也需要一个出于种种原因面无法说出口的秘密。这一秘密让他更加执着于达成个人目标的孤独旅程。许多个体是受不了这种孤独的。他们是神经症患者，不可遏制地逃避着他人、也逃避着自已，不能够认真地对待人生。一般来说，他们最终都放弃了个人的目标，转而追求集休的一致性——他们所处环境中的一切观点、信仰与理想都在鼓励他们这样做。而且，理性的争辩又何尝敌得过环境呢。只有秘密——个体无力背叛的秘密——他或是害怕出卖了这个秘密的后果、或是无法用语言来描述它，这个秘密也因此被归入了疯狂念头的类别中——才能防止那势不可挡的退步。
有的人企图二者兼顾，既想融人集体，又能追求个人的目标，最终都变成了神经症患者。
人被其自身的劣根性驱赶着，终于跨过了中间阶段的范围，真正进入到那“人迹罕至，不能涉足之境”了，在这里，没有路标，也没有遮蔽物给他撑起保护的屋顶。当他遇到了前所未见的情形时——比如职责的冲突——也没有规则可循。在很大程度上，在无人之境的跋涉仅仅在冲突发生时出现，而当冲突烟消云散的时候，这跋涉便也停止了。
 心灵不只是他那众所周知、为社会所定义的自我的基础：它还是衡量内部及外部价值的度量衡。再没有比内心的对立冲突更能促进意识成长的东西了。起诉书中提出了出人意料的事实，被告一方就不得不去开发前所未有的辩护。在这个过程中，外部世界的很大一部分便进入了内部世界，也正是因此，外部世界变得贫乏或者轻缓了。另一方面，内部世界却由于被上升到了伦理法庭的地位，因而身价陡增。然而，一度职责明确的自我失去了只当原告的特权；它必须学会如何扮演被告。自我变得矛盾和模糊，腹背受敌，它开始意识到高于它本身的一种两极性的存在。
我们不可能真正地“解决”所有的职责冲突，甚至任何一种职责冲突都不可能解决，不过却可以争论、权衡和抵消，直到世界末日。迟早有一天冲突会停止，这结果就像是走了捷径得来的一样。实际生活不可能总是悬在没完没了的矛盾状态之中。但对立双方及它们之间的矛盾却不会消失，甚至在它们屈服的一瞬间，也在酝酿着行动的冲力。它们不断地威胁着人格的统一性，并一再将生活卷入它们的对峙冲突里。
    
若看穿了这一状态的危险与痛苦，很可能会使人裹足不前，永远不离开那安全的羊圈、温暖的茧袋——只有这些能够保护人免受内应力的冲击。那些不必离开父母的人当然是最安全的。然而，很多人却发现自己被推上了通向自性化的道路，他们几乎马上就会认识到人类天性的正性和负性两个方面。
自我之所以可能存在，似乎是源于这样的事实，即所有的对立双方都是想要达到平衡状态的。这发生在诸如热与冷、高与低等相冲撞时所产生的能量交换里。有意识的精神生活背后的能量，是先于意识而存在的，因此它最初是无意识的。当它向意识靠近时，最初是投射在超自然力、神明与恶魔的形象中的，它们的元神似乎变成了能量的最主要来源，而且，只要这些超自然的形象被人们所接受，它们的确就是能量之源。但是，当这些形象逐渐褪色，失去了它们的能量时，自我——即经验的人——似乎便掌控了能量的源泉，用如下所述的歧义句来形容再合适不过了：一方面，人想要抓住这能量，要占有它，甚至想象他确实占有了它；而另一方面，他却又为它所占有。
其实，这种可笑的情境仅发生于人们把意识内容看成心灵存在的唯一形式时。这种情况便会招来自我膨胀的恶报。但是容许无意识心灵存在的地方，这样的投射便可以作为早于意识的天生本能的形式而被接受。它们的客观性与自主性因而得到保存，而膨胀的恶报亦得以避免。
小孩在发展出意识之前的状态里，其心灵根本不是一张白纸；它已经以一种能够识别的个体的方式运行，此外，还具备人类的全部独特本能，以及各种更高级功能的先天基础。
       在这一复杂的基础上，自我便产生了。终其一生，自我皆靠这一基础来维持。当这基础不再起作用时，停滞即接踵而来，然后便是死亡了。其生命与现实性有重大的意义。与之相比，甚至连外部世界也是次要的，因为若缺少了把握它和操纵它的内源性冲动，外部世界又有何干？从长远来看，有意识的意志是取代不了生命本能的。这本能源自我们的内心，表现为冲动、意欲或命令，如果——其实自远古时代起，我们或多或少已开始做了——我们赋予它们以拟人的像恶魔这样的名称，也至少能够恰当地表达出这种心理状况了。而如果通过原型的概念，我们能够稍稍了解恶魔是如何掌控我们的，我们也并没有损失，而只会更加接近生活本源而已。
所以，我宁愿冒险假设，原型现象——它们是最卓越的心灵事件——可以建立于心理活力的基础之上，也就是说，建立于只有部分是精神的、可能完全不同的存在形式之上。
原型性陈述以本能为前提，而与理性无关。它们既不基于推理，也无法靠合理的论据来排除。它们向来是世界景象的一部分，或正如列维布留尔恰当的描述—集体再现（representations collectives）。当然，自我及其意志在实际生活中举足轻重；但自我的意志最大限度地受到了原型过程的自主性和神秘性的干扰；自我通常是觉察不到这种干扰的。如果可以从心理学观点去看宗教，对这些过程的实用性探讨就是宗教的本质。
在医疗实践中及我自己的生活中，我曾一再遭遇爱的神秘，从未能够解释它是什么。像约伯一样，我只好“用手捂口。我说了一次，再不回答”（《约伯记》40：4）。这便是最伟大的与最渺小的、最遥远的与最接近的、最高的与最低的，我们无法只讨论其中一方面而不涉及另一方面。这种矛盾无法用语言表述。不论人们说什么，都不能涵盖全部意义。谈论部分或侧面，往往不是过多就是过少，因为只有整体才是有意义的。爱“凡事宽恕”、“凡事容忍。”（《哥林多书》13：7）这句话道出了一切，再添一个字都是多余的。从最深刻的意义上说，我们都是造物的“爱”的牺牲品和工具。我把爱这个字放在引号内，是为了表示，我并不将之与欲望、偏爱、喜欢、希望之类的情感相混淆，而是把它作为某种高于个人的东西——一种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整体。人们身在此山中，无法把握整体。但人们却任由它摆布。人们可以同意它或者反抗它，但却总是被它掌握，被关在它的圈子里。人依赖它并靠它来维持自已。爱既是它的光明，又是它的无尽的黑暗。“爱永不止息”这句话，无论是从“天使的话语”还是用科学的精确性来说，都从细胞的生命追溯到了其最深处的源泉。人可以设法给爱命名，将他所掌握的一切名字赋予它，可是到头来仍会陷进不尽的自欺欺人之中。要是他还有点智慧，他就会停手，用陌生的比未知还未知的名字来命名那未知——用上帝的名义。这样，他承认自己被征服了，承认了自己的不完美和依赖性；但同时，这也证明了他能够自由地在真理与谬误之间做出选择。